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比较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构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对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逐年增长,人居环境协调指数2015年以前波动较大,后期呈缓慢增长态势。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由中部、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其中生产环境质量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生活环境质量呈现由省会向南北发散的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格局。文章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协调耦合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差异化建设与优化路径,推动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困境与优化路径分析

国家＂优先工业和城市＂的战略选择使吉林省城乡人居环境的＂二元＂特征明显,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着乡村聚落空间无序化发展,乡村生态条件破坏严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匮乏,乡村传统文化逐步消亡等问题。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短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生态环境、城乡统筹等多方面逐步协调发展。为了破解上述问题,吉林省应科学制定乡村规划,优化乡村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住房投入能力;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扶持力度;发展乡土文化,促进和谐乡村社区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景观设计中的空间形态组织

乡村景观是提供传统乡村环境与乡村生活展示和体验的载体。乡村景观的设计以乡村风光和乡村活动为出发点,不仅仅从传统乡村生活和美感出发,更要满足体验者在体验过程中各种行为的需求,考虑乡村景观体验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需要是乡村景观设计的基础。乡村景观空间中的各种要素通过结构关系形成整体后才能呈现出区别于城市景观的独特的形式和意义。通过分析乡村景观的设计需求,从体验者和居住者对乡村景观的体验需求、生态需求、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出发,以乡村景观空间中的点、线、面形态为中心,以静态和动态空间为切入点,提出塑造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适宜性形态组织,建构乡村景观的空间特色和精神意义。     

制度约束、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演化

从制度约束和行为变迁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理论框架,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考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外部维度是指国家制度约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而内部维度就是农户空间行为,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农户的居住、就业、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空间行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农户空间行为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及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空间问题一直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需要我们给予反思和调整。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基层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投资制度和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约束.针对一系列制度约束,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内涵出发,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制度框架.应从创新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乡村人居公共物品供给;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城乡融合下城市边缘区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研究

城乡融合的基础是产业融合,而产业融合的基础又是产村融合。城市边缘区乡村公共空间是城乡纽带中产村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城市边缘区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应在产村融合的导向下,构建“产业模式—行为规律—乡村公共空间”科学联系,遵循适度开发、分类建设和营造田园意境的原则。城市边缘区乡村公共空间设计要以产业引领、民生促进和生态保障为设计维度来营造符合现代村民、城市居民行为规律的人居环境,从而激活城市边缘区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城市边缘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化发展,最终促进城乡融合。     

乡村现代化中的空间秩序与治理演进——中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个延伸比较

治理形态是空间秩序与治理体制耦合的结果,实现“空间—治理”结构再造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围绕“空间—治理”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有若干典型案例：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市政合并”的探索,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广域行政”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四川省成都市的治理单元重组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县乡权责重构则在国内具有标杆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空间秩序的优化重组实现传统乡村向善治乡村的加速演进。对此,应综合运用空间单元重划、治理单元重组以及产权单元重构等方式,探寻适应中国乡村现代化实际的改革框架。     

乡村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特征及再生设计研究 ——以湘南地区为例

家畜空间作为乡村人居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环境的村容村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了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构建乡村生态文明,文章基于家畜空间的基本类型特征与再生设计的基本原则,对湘南地区的家畜空间与人居建筑的空间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出家畜空间的集群式和散点式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湘南地区家畜空间再生设计的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考虑其人性化因素,即装饰材料生态化,空间布局人性化以及使用功能多样化,实现了废弃家畜空间的功能再生、形式再生,促进了乡村废弃建筑的重生和乡村经济新增长。最终对乡村生态文明,特别是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美学省思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与美学休戚相关。从全面脱贫到全面振兴,农民的审美意识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解读也在不断变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套用城市发展理念、忽视乡村文化价值、过度商业开发的问题。对此,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应当从美学视角出发,传承农耕文明,崇尚自然生态,正确处理空间营造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注重乡村个性化美感体验,最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与时俱进——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的解读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矛盾构成。这三对矛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它们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生产关系状况的规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适应上层建筑(主要指文化上层建筑)状况的规律。这三对矛盾和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源泉。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空间优化研究——以山西街村为例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双重压力.以泰安市传统村落山西街村为例,提出乡村文化空间的概念,并依据景观生态学中"缀块-廊道-基底模式"将文化空间结构概括为文化节点、文化轴线、文化域面三种形态,探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结构变化过程以及空间优化,山西街村的文化空间在发展中存在弱联系、...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新时代城乡空间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城乡空间融合的本质是运用空间的思维和方法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连接起来,将城市和乡村融合为一个整体空间,构建城乡融合的空间共同体,具体内涵表现为城乡空间关系、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的三重正义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空间正义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城乡空间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系统思维。新时代推进城乡空间融合是我国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的时代命题,是均衡配置空间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实现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基于此,要坚持空间关系正义,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坚持空间生产正义,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坚持空间分配正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空间共享。     

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不断解体，“城乡中国”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新形态。城乡中国阶段新的城乡均衡关系逐步形成，农民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塑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工半耕”结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阶层自主性，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城乡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理论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理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期有几种互不矛盾但又互相联系的学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的视角,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历史时期分成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大机器工业时代。从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分成了五大形态和三大形态,从人们对于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的生产关系的纵向结构中,社会历史演进的次序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大形态。从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的生产关系横向结构中,概括人类社会历史,又可分成自然经济形态、商…     

场域缺失：农村义务教育实践的空间分离与离土困境

面对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城市化的浪潮袭卷,城乡教育均等化成为教育发展的时代共识。农村义务教育何去何从,是当前教育均等化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梳理乡村教育的演进路径可以看出,乡村教育的发展存在着结构性困境,即空间分离。乡村教育场域的缺失体现在场域结构中关系资本网的位置缺失及其与场域系统的游离。它表现为：家庭教育的缺失、村庄教育环境的消失、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乡村教育的振兴需要重塑乡村教育的场域结构、建构场域教育共同体。而乡村教育的场域重构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家校沟通机制、利用乡土文化重构乡村教育想象、激活乡村教育的保护性话语,并需进行宏观区域性政策的顶层设计。因此,找回乡村教育场域,提升农村教育质量,重塑场域主体关系,实则是探寻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之道。     

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明确协调城乡文化发展关系和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构建“过程相嵌 资源共享 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框架，以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协同推进“两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以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为保障，全方位、全过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