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词语和概念。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蕴。其中,“天下观”“大一统”“和合”思想、“华夷一体”等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文化基因。站位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叙事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资源与文化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理路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文章从历史维度分析大一统理念到大一统格局,天下归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脉,中国各民族在共同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中不断共生共存共享,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理论维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理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源;从实践维度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成效。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学理性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路向,努力构建学理依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为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基立根,切实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探析

作为具有元概念属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形塑于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程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际。“大一统”、大联合、大团结、“大家庭”等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与鲜明的时代价值，而且具备科学缜密的逻辑架构。深入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渊源，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共同体意识逐渐产生,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秦汉时期“一体二元”,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多元”,进而发展为隋唐至辽金时期“天下一家”,最终演变为元与清的“多民族一体”。在此过程中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清晰,同时北方民族也将民族共同体意识付诸实践,进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大一统"具有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等多维意涵,其中的政治思想维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当下予以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以贯之着"大一统"的脉动。"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     

“五个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来看,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最先要解决的是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认同"的形成作深入地历史解读。通过这一解读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更离不开正确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以“四个共同”为核心：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提要]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断推动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石。当前我国亟待深入开展面向全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新的专题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不是以往民族团结教育或相关教育的重复、组合和叠加,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理念为核心,将贯穿其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作为认识基础,讲清楚内含于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各民族共同培育熔铸的整体性。为深入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应尽快组织编写国家统编专题读本,并以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民分类融入基层社区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和新媒体教育。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贡献，“四个共同”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以“四个共同”为前提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可以避免对中华民族进行简单“一体”的讨论，从而强调中华民族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     

神话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以盘瓠神话的畲族叙述为例

神话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透过盘瓠神话的畲族叙述,可以窥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逻辑:盘瓠神话的出现是古代中国"大一统"思想实践的文化成果,蕴含着"华夏共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各民族在叙述盘瓠神话时形成不同的文本,既投射出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也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而神话得以延续的动力正是源于各民族对神话蕴藏的精神进行的自我解构与合理实践,这一过程实质上就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构建,最终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转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借鉴研究——以忽必烈与八思巴在甘肃多地驻会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历史建设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以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的先辈“凉州会谈”为背景,以建元前的六盘山会晤为开端,分析他们作为帝王和帝师以临洮为驻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贡献。具体贡献表现在：选择临洮作为长期驻会之地是经过凉州和六盘山的比较后确定的管控中国西部疆土的战略远见;以临洮为参照促进甘肃行省的设置、细化及与周边行省的连接;以临洮为枢纽细化青藏高原嵌入元朝版图的方式方法;以临洮为中心促进文化互鉴、民族交融与维护元朝大一统。以上贡献为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的借鉴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建设,离不开中国内部不同生态区域的地理枢纽和节点的连接,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基层化和精细化,离不开不同区域、职业、民族在大一统背景下的迁徙、交流、融合,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代表的文化书写符号的建设与普及,离不开文化互鉴过程中包含的共有价值观。     

“花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花儿”是西北民间文学样式之一,在多民族地域流传、在多民族间传唱,是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承载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花儿”的广泛流传,对其流传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要从“第二个结合”理论高度对其加以继承发扬,特别是深入发掘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发挥好“花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载体作用,利用好“花儿”与时俱进的歌词创作功能,利用好“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结各民族情感的纽带作用,利用好“花儿”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功能,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各民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

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秦汉时期的文化认同意识，还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这标志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并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而“华夷之辨”则形成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其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备受关注。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实践亦具有巩固统一和推广汉化的作用。     

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与迁还中原的中兴目标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宋高宗和大臣们围绕初立、避敌、定居、措置、国是五大主题对驻跸何处展开争论。这些有关驻跸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回銮(川陕)派、西幸(汴京)派、南渡(江浙)派、南移(京湖)派。四派大臣皆以迁还中原、重归正朔为中兴目标，派系之间的分歧其实映射出各派大臣对如何迁还中原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的发生，实质上是南宋对“大一统”观念进行狭隘辩解的结果。南宋正是在南移过程中开始凸显“中国”作为汉地中心的专有性和汉人身份的唯一性，将“大一统”标准由汉唐时期的“天下”重“一”转向服务自身的“中国”重“统”,这种偏执的严防华夷的思维客观上促进了金元“大一统”意识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南北封建化进程的差距，成为“大一统”内涵蜕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更新的关键。因此，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是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块重要的历史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