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土地租金销蚀了粮食补贴的“稳粮”效果吗？

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粮食补贴力度,但种粮成本不断攀升,尤其土地流转租金明显跟涨,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农业补贴存在资本化为地租的倾向可能是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鉴于此,基于2010-2020年玉米生产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动态效应,以明晰粮食补贴的资本化效应对补贴“稳粮”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玉米生产者补贴导致下年土地流转租金增加了5.7元/亩,并进一步证实了补贴资本化为地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产者补贴应有的政策效果。若切断粮食补贴与土地流转租金之间的联动关系,生产者补贴稳定种粮面积的正向效果将进一步增强,其削减生产投入的负向影响将进一步减弱。由此提出未来粮食支持政策应进一步优化增量补贴方式,规避其与地租的联动关系,从生产技术模式结合、新型经营体系对接的角度,提高补贴精度和支持效率。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保障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成为耕地治理的重点。当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面临立法理念冲突、法律禁令模糊、行政执法失范及治理依据存忧等现实困境。耕地“非粮化”的基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的“物权”基因意味着“非粮化”属于经济自由权,对其干预应当采取设定法律义务方式,同时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进行法律授权。具体来说,在法律约束机制方面,要明确“非粮化”的权利本位、建立效益与安全价值冲突平衡机制、完整列举“非粮化”的义务负担;在激励补偿方面,构建以财政补贴或行政奖励为核心的粮食补偿机制;在执法机制方面,规范“非粮化”执法主体及权限配置,建立“非粮化”行政执法暂停机制,尝试构建“非粮化”行政速裁机制。     

土地农转非政策及其增值收益分配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文章以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产生的利益差别为视角,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研究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一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致使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土地补偿征用中“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征地陷入“补偿困境”。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分析

确保粮食安全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土地流转,以避免耕地抛荒并实现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又要求保证流转土地的用途和性质不变,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当前土地流转中出现了"非粮化"冲动,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和乡村集体参与其中,这种冲动趋于严重和复杂,已威胁到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能力.为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确保粮食安全,需要确保农民土地产权、促进粮农增产增收、规范乡村集体和地方政府行为.     

江西粮食生产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分析江西粮食生产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政府抓粮食生产的动力不大、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增多、粮食产业化水平低。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的对策：一是要抓住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一核心,二是夯实农田水利和耕地质量两大基础,三是要实施政策兴粮、科技增粮、产业增效三大战略。     

黄河三角洲粮食补贴政策绩效分析——以山东省滨州市为例

滨州市在近几年粮食补贴政策落实中取得了恢复粮食生产、开垦可耕用地、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等成绩,但在补贴工作开展中也暴露出效益不明显、缺少技术补贴、补贴过于分散、补贴运行成本较高、贯彻落实不够透明等问题.创新农业土地制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规范发展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调整补贴标准、方式和对象,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支出等改革和完善粮食补贴政策的措施,对于发展滨州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是农业稳粮增收的重要保障,也是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23.70%,且粮食非主产区的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效果远优于粮食主产区。因此在"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进程中,一方面,补贴资金不应局限于耕地地力提升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还应向属于绿箱补贴范畴的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及应用等方面转移或倾斜;另一方面,对粮食非主产区的改革速度及力度应缓于、弱于粮食主产区,进一步释放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在粮食非主产区的政策效果,避免政策一刀切导致效率损失。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基于演化博弈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对城市化地区和农业地区建设用地利用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经验数据仿真模拟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的考核比重差异化须足够大才能减少不同资源禀赋地区间的非合作用地行为;“大棒”政策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基于“大棒”政策基础上的“胡萝卜”政策则效果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利用双边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经济增长的竞次竞争行为和征地补偿价格非市场化不利于地方政府间土地集约利用上的合作.因此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需着眼于:短期内将用地指标配置与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标、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惩罚机制上的土地集约利用激励机制并实现结余土地指标充分市场化流转.推动征地补偿价格市场化和集体土地入市改革,针对不同地区实施足够大的差异化政绩考核体系.长期看,当以土地用途的分区管制代替指标管控并辅之以转移支付、户籍改革、税收补贴等举措,在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同时促进耕地保护和区域的差异城镇化发展.     

SiCp/Al复合材料的车削仿真研究

构建农户种粮行为决策的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621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值选择模型和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模型,考察粮地租金变动对粮食种植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粮地租金上涨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的概率增强,其中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影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种粮面积的缩减最终体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农户前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该影响有约束作用。这表明,短期内粮食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经营规模对“去粮化”趋势存在抵挡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推动粮地租金理性化、市场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调整对规模种粮户的支持政策,防止短期“非粮化”压力转变为长期趋势。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河南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具有战略意义。土地流转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土地流转在提高粮食单产、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抛荒地的复耕等方面对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乱用耕地、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等问题又对粮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因此,必须审慎推进河南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确保粮食安全。     

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

本文在分析了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土地流转促进了粮食规模化生产,促进了大型机械化的运用,促进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促进了田间管理方式的科学化,促进了机械化收获,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单产的提高.但粮食种植效益低,缺乏监管,粮地“非粮化”倾向严重,粮地总面积大幅下降,导致粮食总产降低,威胁粮食安全.同时明确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少、粮食商品化率低、土地流转价格纠纷、土地流转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最后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粮食补贴政策评析及其建议——基于湖南省湘阴县的调研数据

从湖南省湘阴县的调研数据看,近几年粮食补贴政策形成了多赢格局:增产增收,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所提高;从根本上转变了基层政府职能;与粮食间接补贴脱钩,国有粮企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粮食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逐步化解和释放各级财政风险.但粮食补贴政策仍存在一些执行偏差,包括粮食补贴政策目标的定位偏差、粮食补贴政策的功效偏差、补贴资金发放的成本偏差、粮食直补面积偏差等.为此,提出应明确粮食补贴政策目标,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实行"粮食综合直接补贴政策",建立农民补贴信息网络平台,制定<粮食补贴条例>.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自2004年中国出台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以来,已初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基本实现了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但是在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补贴规模比较小、补贴结构不合理、补贴资金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应在提高农民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完善农业立法,形成粮食补贴的长效机制;突出粮食主产区的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补贴政策;完善粮食补贴体系,增强补贴的综合作用等方面不断完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论发展我国粮食生产的政策保证

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保证 ,一是保护耕地 ,切实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二是制订措施 ,尽力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三是依靠科技 ,着力寻求粮食生产新的增长点 ;四是依靠投入 ,努力增强粮食生产的后劲     

新时期我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思考

中国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连年增产的趋势,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突飞猛进,2004～2012年实现“九连增”,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饲料粮、工业用粮增长迅速,粮食生产结构矛盾突出,供求结构不对称,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资源性约束作用凸显,受气候影响较大,产量仍有可能发生较大波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建议采取更严格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耕地保护力度,保障耕地生态安全,完善现有补贴政策,采取更灵活的补贴方式,加强对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农业机械应用等方面的补贴投入,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含量,高效利用粮食资源,调整、优化粮食生产及相关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微观农户的“非粮化”倾向为研究视角,基于河南等五省的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CMP模型探讨了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灌溉供给能够显著抑制农户的耕地“非粮化”倾向,且灌溉供给越充分,抑制作用越大,但存在一定门槛制约。在纯粮食种植户中,灌溉供给能够通过提高种粮产出,进而抑制农户“非粮化”倾向。异质性效果明显,过度集中化或缺少制度辅助的产权归属和管理,不利于小农水灌溉供给能力提升。产权所属需要适度集中化、适度制度化,管护主体需要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非粮化”倾向;灌溉供给对混种农户“非粮化”倾向抑制作用更大,对中部和西部农户“非粮化”倾向的作用依次降低,对东部农户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推动小农水产权改革和创新管护机制,发挥多中心治理优势,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的“非粮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