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财政分权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07—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呈倒“U”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当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城市财政收入分权低于最优水平,而财政支出分权高于最优水平;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最优水平低于中下游地区;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跨入高级阶段,将强化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吉林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吉林省资源型城市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功能单一、城市社会服务功能及基础设施建设先天性不足等问题,随着资源的不断扩张,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源的保护开发、集约化开发和综合开发,使有利于综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转换率的相关产业及其他优势产业长期得不到发展,资源型城市面临主导产业单一、资金匮乏、产业技术老化、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等问题。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初步探讨

资源型城市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其进一步发展中,传统的产业结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完善。文章通过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分析探讨,力图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     

我国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9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分析

从我国首批确定的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选取了9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指标的核算,测度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治理、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的差距,并据此提出了资源枯竭性城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9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分析

从我国首批确定的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选取了9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指标的核算,测度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治理、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的差距,并据此提出了资源枯竭性城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的一般路径选择

通过对大庆、鸡西、伊春＂油、煤、木＂三个代表性资源城市的比较分析、总结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般路径,对于重振黑龙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     

产业结构服务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7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引入环境规制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调节作用,构建了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驱动空气质量的作用路径,并基于2015—2017年我国74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1)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发展,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2)高强度环境规制城市中,环境规制强度在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中有显著中介效应;(3)低强度环境规制城市中,财政分权程度放大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负向作用.     

资源型城市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

文章以2001年至2015年间中国107个资源型地级市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资源型城市往往追求短期的发展目标，而缺乏长远的规划，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更为重视产业结构高极化的发展，而忽视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程；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收入差距正相关；不同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越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过于追求产业结构高极化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应结合自身特点，避免盲目的跟风行为；二是要重视资源型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尤其要着重关注原资源型从业者失业后所面临的安置与再就业；三是要合理科学地看待城市经济发展指标，摒弃"唯GDP论"。     

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政策支持实证分析

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南市产业结构工业比重较大,尤其是存在着煤炭以及电力、化工产业过重,其他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有很深厚的历史原因,对淮南市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较严重的瓶颈制约。因此,以政府政策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升级显得尤为重要。以财政政策为例,分析政府政策对淮南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从而...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

资源型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转型难题,如何将“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渐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论述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的原因以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在系统介绍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模型(GIFF)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大同市作为典型案例来阐述该框架的应用以及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提出以“有为政府”干预引导资金和资源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倾斜,并消除限制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一个由“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的正确思路。     

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及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后,基于199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产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段,负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指标的考核权重。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经济结构与资源型城市就业——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文章抓住资源型城市最突出的经济特征,从经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偏国有的所有制结构抑制了环境规制就业创造效应的发挥.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2个城市(包括112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均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产业结构越过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就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作用,相反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则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当越过所有制结构门槛值时,无论是资源型还是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都会对就业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做优做强第二产业,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比重,是解决当前资源型城市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