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仅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化解全球生态困境提出了中国方案,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新格局、建设全球生态环境新秩序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借鉴.     

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五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良性运转，需要建立和完善协同促进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     

习近平全球生态治理观的生成、内涵与当代价值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但生态环境逐渐恶化。面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重重困境,习近平提出了全球生态治理观。该治理观的形成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思想源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文化基因、以西方生态治理理论为理论借鉴、以全球生态治理的经验教训为实践基础,认为清洁美丽的绿色家园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归宿,绿色发展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动力,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原则。该治理观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理论,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针对国内环境问题,而且适用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公域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资源、环境乃至军事活动的重要场域。它的范围远远大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尽管其对全球繁荣、权力和地球的健康意义重大,然而这一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机构来进行管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新的技术和行为体的涌现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备的思想内涵和品格从多个方面指引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并为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生态文明背景下中国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始至2015年《巴黎协议》出台,对环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一项摆在中国妇女面前的新议题,尤其在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妇女的参与不仅仅是有效的工具性需求,更有助于从制度上与理念上重塑国际与国内环境治理。中国妇女虽然已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横向互动与纵向互动的各层面中,但在国际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的参与度依然较低,而提高这一层面上的参与度对于中国妇女的自身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妇女的全面参与,才能推动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制度。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中国生态智慧

“清洁美丽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趋势,蕴含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提出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符合人类普遍愿景,标志中国将进一步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运用中国智慧开创一条更加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文明发展道路。构建清洁美丽世界,应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坚持以史为鉴,传承发扬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从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及生态保护制度中寻求启示;坚持问题导向,剖析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中国贡献;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平等承担生态责任,塑造与践行全球生态正义,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时代意蕴、发展困局与破局策略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是数字技术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当前,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法律法规层面,呈现出生态环境数据确权与数据泄露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数据区域协同的法律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在运行机制层面,存在环境智慧治理协同机制缺失、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机制缺位和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匮乏等现象;在技术伦理层面,数字身份危机、数据崇拜主义以及数字独裁风险等造成环境治理行为受阻、决策偏误和运行不畅。为此,亟须强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其运行机制,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约束,以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不断走向成熟。     

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

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关切及其实践逻辑

在后全球化时代,日益严峻并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立足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秉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伦理价值信念,理智对待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层次上寻求人与自然并生、互适、共在的新范式。标志着生态文明新境界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困境、维护全球正义的生态伦理新理念和生态治理新模式。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制定并践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智识性实践方案,如遵循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倡导“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化结合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明确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联性和耦合性的基础上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结合。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应着力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贯通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治理逻辑,不断推动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政策体系、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实践。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秦岭北麓环山带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研究

秦岭北麓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陕西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关系极为密切。为了切实做好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我们采取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秦岭北麓地区的环境治理的难点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提出要加大治理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力度,在生态敏感和脆弱区域实行生态移民;设置秦岭北麓环山带管理特区,以统一行政和环境监管及经济开发;加强产业环保监管,调整产业结构,走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之路等建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内涵,而环境治理观念现代化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为此,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及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及运用环境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公共治理视野下环境治理方式的转变

中国当前的环境治理陷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政策失灵困境,传统的行政主导型环境管理模式、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环境资源产权难于界定、政府管理＂碎片化＂和地方主义是导致环境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公共治理视野下,构建环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格局、建立环境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改革政府职能、发挥公民环境治理的基础性作用,是破解环境政策失灵的有效治理方式。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研究

论述了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对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以及京津冀地区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了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新模式: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专项委员会来处理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事务,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协调运转机制,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治理网络,加强政府与私营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环境治理上的合作。同时,也要建立一个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通过信息的共享来实现动态化、常态化、高效率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