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及未来走向

1953年10月1日,韩美双方签署《韩美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缔结了军事同盟关系。时至今日,韩美同盟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执政以来,韩美同盟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军事同盟升级为全面战略同盟。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美这种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再次得到了确认,韩美同盟关系获得新定位。即便如此,韩美同盟关系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未来韩美同盟仍将在调整中不断巩固和强化。     

冷战后的韩美关系变化特点及未来展望

冷战结束后 ,韩美关系在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军事安全领域 ,韩国自卫力进一步提高 ;在外交领域 ,韩国由“唯美国是从”转向“重美”、“多元” ;在经济领域 ,韩国对美竞争力增强。今后 ,由于韩美在东北亚和平、安全及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战略问题上仍需要合作 ,将使韩美同盟关系在较长时间里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     

韩国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出现了显著变化,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探寻韩朝关系"新路径"、推进韩国与中俄战略合作、策略性"制冷"对日外交是其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性动因的综合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信任性国际机制的缺失、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国家行为的舆论驱动、朴槿惠决策集团的外交理念及朴槿惠个人的文化情结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最终指向。总体来看,朴槿惠政府正在探寻韩国东北亚外交的"黄金分割点",以使韩国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其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金大中政府的"四强协调外交"与朝鲜半岛局势

金大中政府上台后,积极调整对美、日、中、俄的外交政策,强化"四强协调外交",主要表现在加强韩美同盟关系,升级韩日关系,稳步发展韩中关系,改善韩俄关系."四强协调外交对进一步促进半岛和平稳定、提高韩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意图重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以减少产业对华依赖，并限制中国科技的发展。由于韩国是美国同盟中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韩国的政策选择将影响美国全球半导体战略。本文借用“非对称依赖”的概念，提出分析三边关系下国家间非对称依赖程度的框架。在两个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对某一大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取决于另一大国能否提供替代方案。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芯片设计软件、知识产权核、制造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而中国难以在高端设备和技术方面提供替代方案，因此，韩国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高。另一方面，韩国半导体产业虽依赖中国市场和原材料，但美国及其盟友一定程度上具备提供替代方案的潜力，韩国对中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有限。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韩国对大国的非对称依赖导致其短期内陷入两难；为了避免长期的战略脆弱性，韩国已有意推动产业渐进式对华脱钩。同时，韩国也期望通过深化与美国的产业合作，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扩大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     

理性认识美国外交转型与中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缘起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形成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走向激化。但是,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与历史上大国战略竞争有本质的不同,表现为竞争的非对称性、非零和性和非对抗性。中美战略竞争是由美国通过不断调整其外交战略的方式而产生的,未来中美在经贸、人文和科技领域的“脱钩”可能趋于常态化,在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军事安全领域突发高危事件的可能性也将增大。     

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直都是美国拓展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尤为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将同盟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没有设立和美国相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美国盟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探讨在中美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关系如何变化,美国的同盟管理面临着何种困难。本文运用了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评估大国和小国结盟时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计算,论述了权力变迁时期衰退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其同盟关系。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且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结盟的成本变小,而结盟带给美国的收益则增加了;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收益变小,成本变大;美韩同盟面临着"大国担心被抛弃—小国担心被牵连"的困境。值得强调的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是权力变迁时期的结构变化所致,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很可能普遍存在这种困境。     

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韩同盟缘起于朝鲜战争,维系在冷战环境中,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之一。21世纪初美国出于护持其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采取了同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近年中国东南海疆困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合性令人疑虑美国正在推行新的遏制中国崛起政策。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具有超越韩朝争端剑指中国的特点,令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开始步入困局。美韩同盟强化是美国在东亚为遏制中国崛起谋篇布局的组成部分,韩美日同盟发展的东北亚小北约走向对中国东亚地缘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美韩同盟强化所带来的东亚地缘安全挑战,护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韩同盟缘起于朝鲜战争,维系在冷战环境中,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症结之一。21世纪初美国出于护持其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采取了同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近年中国东南海疆困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合性令人疑虑美国正在推行新的遏制中国崛起政策。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具有超越韩朝争端剑指中国的特点,令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开始步入困局。美韩同盟强化是美国在东亚为遏制中国崛起谋篇布局的组成部分,韩美日同盟发展的东北亚小北约走向对中国东亚地缘安全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美韩同盟强化所带来的东亚地缘安全挑战,护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2021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战略相持

2021年，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调整。拜登政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在经贸、高科技、地缘战略领域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战略竞争。中国对此进行了有力回击，中美双方力量相对持平，中美战略竞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实行“选择性脱钩”策略，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升级对华打压制裁举措，以此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中美竞争加剧。在美国加紧全面推进“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较量不断升级。在中美战略竞争新时期，中美战略相持将长期持续。同时，管控分歧避免双方关系继续下滑仍将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     

印度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新动向：驱动因素与局限性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国际秩序深刻演变,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成为重要角力场。美国对华打压升级,挟"印太战略"强拉盟友,在中国周边编织遏华包围网。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联印遏华"成为美国政治共识。莫迪领导印度人民党强势执政,深度调整外交战略,追求实用主义"多面联盟",向美国战略靠拢越走越深。然而,受双方在全球与地缘政治对接、防务安全与贸易合作等领域分歧制约,标榜共同"价值观"实则以逐利为本的美印"天然伙伴"难以晋级结成同盟。拜登治下美国延续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因素"仍将维系美印"高水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印度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全球性领导大国",搭上美国遏华"战车"只能南辕北辙。未来美印关系将徘徊于印度"战略自主"与美国"战略捆绑"的相互对抗、协作与共谋。     

IMF对韩援助成效制约因素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中对韩国的援助是IMF引以为荣的成功案例。本文希望从既往研究关注不够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两个方面(包括双方的互动),对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中IMF对韩国援助的个案做一分析。美韩之间的同盟关系是韩国与IMF进行博弈的关键因素。而韩国政府将以自由化、市场化为导向的IMF改革方案与韩国的国情、政情、民情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危机中以较低的转型成本换来很好效果,这既与当时韩国良好的国内政治秩序以及金大中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关,也得益于韩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和韩美同盟关系。     

危机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时期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访华之际,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纳尔逊使团通过开展对华调查,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矛盾。在白宫方面的支持下,纳尔逊使团得以直接向国民政府索取诸多机密信息,并与美国驻华机构互通情报。纳尔逊使团在短期内即完成对华经济情报的搜集任务,并据此向两国政府拟具针对性的建议,为维持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提供方案。纳尔逊使团在中国的经济调查活动,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特使外交”的特色,同时折射出美国当局海外情报领域特使和常使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微妙关系。初次访华期间,纳尔逊与蒋介石确认了中美战后经济合作意向,这是缓解二战后期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但围绕如何开展战后重建等核心议题,纳尔逊使团未能促成任何具体协议,此阶段中美之间的谈判与互动反而暴露出双方存在重大的战略分歧。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美国对韩“核保护伞”政策评析及前景初探

"核保护伞"政策是冷战以来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石,是指盟国在面临核攻击时,美国将动用核武器对其提供保护。该政策是一种广义上的自卫权,其目的是防止核扩散,本质是确保美国的核威慑,是美国构建全球同盟体系、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自韩美同盟建立以来,美国一直向韩国提供核保护,随着近年来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和核技术的发展,"核保护伞"政策逐渐从理论适用走向实际操作,范围对象进一步延伸,使地区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李明博时代的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

本文从李明博政府外交战略的角度审视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首先分析了国际关系经贸化、世界经济区域化、中国崛起、中美两强竟合与南北国家经济竟合等当前国际关系五大特征及在此背景下韩澳的政经互动,尤其是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新亚洲外交构想》、澳大利亚对李明博政府的意义、澳大利亚在李明博政府外交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然后是就澳大利亚的响应、韩澳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谈判现况与未来望作了分析。     

在东北亚分而治之——现实主义的美国

美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东北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战略,以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发展和建立了同盟或实质性的同盟关系,同盟之外的中国、俄罗斯与朝鲜被迫建立或发展了战略合作或同盟关系。     

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比较分析——兼论美韩FTA的战略影响

美国与中国是韩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两个主要对象,美国在推动韩国经济起飞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则是韩国目前最大的贸易对象和顺差来源国。比较两组经济关系可以发现,政治规定性的不同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的级差决定了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结构性不同,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则显示了中美比较优势的不同和竞争力的差距。随着美韩FTA的生效,美韩经济关系不仅更加密切,双边同盟更能从战略意义上得到强化,中国对此需要做出积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