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宋初道教神秘主义的批判

神秘主义在宋初的一度风行对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欧阳修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其展开全面批判,客观上促成了道教自身的觉醒。陈抟、张伯端等道教思想家以“三教合一”的学术趋向为大背景,积极对自身的弊病和儒学的指责做出反思,吸纳佛教的心性思维逻辑,最终使道教以新的形象立足宋代社会。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论欧阳修诏令变革复古的四重维度

作为北宋仁宗朝引领文坛风尚的名臣硕儒,欧阳修以缙绅雅望的文学成就和尊崇清贵的政治地位,独步文坛,激扬士气,矫正文风,倡导并引领一代文学之变革;与之相应,其任“两制”词官期间的诏令文章也从古雅简重的典事、层进转合的章法、省净散化的语言和情理相参的议论四个维度有力回应其所倡导的复古及“以文体为四六”的变革主张。     

论嵇康的道教神仙信仰

从魏晋时起,道教由于受当时统治阶级的打击和利用,由汉末的早期道教开始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的民间道教。天师道的北迁与“上层化”运动,促使神仙信仰开始在上层贵族与文人名士中间广泛传播。神仙道教本是士族文化的产物,因而对当时的名士文人产生了深刻之影响。嵇康就是一个典型之例,他不但心仪老庄,更语类道仙,潜心养生、采药服食以成神仙是其一生的兴趣所在,也是其道教神仙信仰极鲜明的特点。     

论道教哲学对其养生修炼理论体系的建构

以道家思想为依托,将“道———玄———一”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天人合一”、以人为主体的生命整体论;“形神俱炼”的复归论;“阴阳大化”的变化论等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纳入养生修炼理论体系,使道教哲学这种修炼长生之道的实践哲学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要的行为准则,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支持。     

从“巫”到“礼”——道教音乐美学思想流变简述

道教音乐美学思想有着一个清晰的流变过程,最初从“巫乐”中脱胎,重意轻声,追求天人舍一的境界,具有宗教神学的鲜明特色,自南北朝始,寇诔之清整道教“以礼度为首”,陆修静建立完备的斋仪体系“九斋十二法”,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道教音乐从内容到形式都完成了向统治阶级的儒家礼教靠拢,到了唐代与“礼乐”交融,道乐始真正兴盛于礼教社会。     

论“六一风神”——欧阳修散文的审美特质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宋代作家欧阳修的散文风格。文章引述了从宋代苏洵到清代林纾等许多评论家对欧文的评论，认为发展到明清时期提出“风神”二字，已上升到美学层面，“六一风神”是对欧阳修散文审美特质最准确的概括。文章接着分析了“六一风神”的内涵和种种表现，并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探索了“六一风神”形成的原因     

论欧阳修的音乐思想

欧阳修深受历代儒家音乐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在政治和教育中的教化作用。他崇尚古雅,排斥新声,讲求中和,以平心正体,修身养性,实现君子以成,天下以宁。他推崇《周礼》,积极倡导恢复礼乐,并将礼乐制度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用礼来规范社会、约束人民的行动,用乐来教化民众,从而为整个国家一统的政治思想服务。强调以《周礼》为本,唐朝为范,但又不主张盲目崇拜,认为当政者应当有所选择。对民间音乐,他有着积极的态度,不但用诗词描述和记载一些风俗习惯,而且还主动参与各种民间音乐活动,并利用民间音乐进行创作。欧阳修虽然始终没能脱离儒家礼乐框架,但其在音乐方面的成就无疑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     

论欧阳修散文“缓”的风格特征

欧阳修散文具有明显缓的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章法安排、句法安排以及用字等方面,缓的风格对欧文形成摇曳多情的审美效果、摆脱韩愈文风、自立门户以及引导元明散文风尚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强调欧文缓的风格对深入研究欧阳修散文,甚至是宋代散文都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论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及对其散文的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转型期,以人为本是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亮点。在众多庆历学人中,学坛盟主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颇具典型性,而这种思想又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散文理论及散文创作,对宋代散文审美风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阳修对“西昆体”态度辨析——兼论后期西昆作家创作风格的蜕变

欧阳修并不反对早期西昆体诗文风格,尤其肯定其善“用事”的创作特点。后世评论者之所以有欧阳修反对西昆体的误解,主要是与后期西昆作家创作风格蜕变有关,即由善“用事”、求雅正到艰涩怪异的转变。论者未能洞晓前、后西昆作家诗文风格的变化,将西昆体看作是一个风格不变的整体笼统论述,这是造成欧阳修反对“西昆体”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教“无为”管理思想的运用——以宋元时期为例

道教"无为"管理思想在具体运用时,往往走向无所作为或者激进有为,而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以宋元时期的宋徽宗、王安石、丘处机为例,分析不同的管理模式,归纳出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的观点,它不但切合"无为"思想的本意,也符合"无不为"的基本行事原则.     

安徽亳州方言中的“得”简析

亳州方言中的＂得＂字语义丰富,用法灵活。从其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两个维度分析了＂得＂字单独使用与组合成词的方言语法特色,对亳州方言中＂得＂的意义和用法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单独成词时可充当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组合成词时和名词、动词组成合成词,＂得＂便成为半虚语素。     

论太谷学派对道教生命思想的融通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该学派创始人及各代传人因应文化发展大势,借鉴、吸收道教的生命思想,发露、彰显道教的摄生理念,提升、再塑道教内在的生命精神。这种学派间的融通,一方面使太谷学派自身的理论逐渐完善,显示其独特的魅力,推进了本学派道统的延续与衍扩,另一方面也提升了道教的理论思考。     

道教园林景观空间中的道家美学思想——以楼观台道教园林为例

以陕西西安楼观台道教宫观园林为研究对象,着重对其空间构成进行研究和分析,旨在探寻精神空间的设计手法,并通过对道教宫观园林景观的研究,阐述了道教美学思想在其景观空间构成中的作用和影响。     

“天地”与“山林”:道教自然美论

道教的自然美思想，植根于道家“原天地之美”的理论。当道教将“山林”之幽静美与宗教修炼挂钩、将鸟兽虫鱼和草木金石与得道成仙相联系的时候，古代传统美学趣味就与宗教的神秘意蕴相结合了。本文从三个层次分析道教以隐遁“山林”为中心的回归自然的情趣，从中寻找代表“民族精神之美”的自然美论。     

底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逆袭——论明清亳州割股疗亲陋俗

割股疗亲是源自中国民间的一种底层文化,是中国古代民间为救治患病亲人而采取的一种自残身体的做法,主要体现在晚辈对长辈的治病过程中,是中国孝文化中一种极端表现。明清统治阶级(上层文化)并不提倡这种做法,但在明清时期的亳州,由于各种原因促使这种陋俗行为逆势而行,深刻影响了上层文化,形成了这一时期亳州独特的孝文化。     

论赵宜真的道教有机整体论科学思想

元末明初,高道赵宜真基于自己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和理论思考,对道教传统的有机整体论科学思想,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深化阐释。他提出了"唯道集虚,本无二致"的有机宇宙论、"品物流行,各具太极"的自然物质观以及"形神交涉、有无相制"的心物统一论思想。整体来看,赵宜真的科学思想及方法论,极为注重有无、内外、心物关系的高度统一,是对道教传统有机整体论科学思想的深度理性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