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渊源与趋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表现为依靠宗族、乡绅的自治;法治表现为礼法秩序;德治则指依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进行的治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根源于悠长的历史传统而又与时俱进。但是,在当下某些区域的乡村治理中,还存在着自治深度不够、效率低下,法治贯彻不彻底、不完善,德治被放空、难以真正发挥其效用,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各行其是,没有形成体系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确立明确的道德标准,建立健全德治相关机制;继续加强法律的普及工作,依法行政、依法治村,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结合道德、法律、习俗来完善乡规民约,规范民主选举程序,建立健全治理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机制。从而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党建引领视角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天长市农村社区“1+N+X”治理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在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主导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理论视角,天长市基层党组织通过对“1+N+X”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自治基础,筑牢了法治底线,注入了德治理念。研究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绝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党建引领下以自治为基,法治为纲,德治为根,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为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有力互动,坚持规则约束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衔接。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前提、限度及其路径

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理念是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深化和升华。对法治、德治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学理分析与阐释的前提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问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能否及如何实现等问题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两者关系仍有再讨论的必要和可能。此问题首先应澄清其适用的理论前提,然后需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层次及其适用限度具体分析和阐释,最后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寻其可能实现的路径。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视阈下成都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但从全国看“三治结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需地方经验突破。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城市之一,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成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路径选择。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乡村治理的实践基础、主体协同与模式创新

法治、德治与自治的不同组合方案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会取得不同效率与效果,"效率^高+效果^高"是乡村善治的目标。在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历程中,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在谋求效果更好的村治发展模式,但有些组合方案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乡村在既定时间点上的资源既定,村民都会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谋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而这种博弈会造成乡村治理的效率或效果损失。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组合方案,法治都应该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参量。但法治的外在强约束很多时候与德治的内在软约束之间会造成冲突,再加上法治的监督成本过高,所以需要在"法治+德治+自治"的组合方案中逐步提高德治和自治的权重,自治应该是村治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村治实现善治的基础。法治虽有强制力但会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漏洞,而德治虽无漏洞但强制力不够高。因此,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自治是目标,厘清"三治"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善治。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无讼边境乡村法治模式研究——以广西防城区那良镇为考察对象

无讼边境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是整合了村民自治组织、基层法院、基层行政单位、乡贤力量的乡村法治模式。借鉴该模式的治理经验,处理好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增加司法确认以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建立纠纷逐级处理机制等,有利于健全我国乡村法治。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路径——以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把德治融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项目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即激励惩罚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内化传承机制,及其仍存在缺乏长久性、参与力量薄弱、内在动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保障乡村德治运行机制持久有效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正>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但与实现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以法治为根本、自治为基础、德治和智治为支撑的乡村共治的治理路径,最终实现乡村善治,建设美丽文明的乡村。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继续深化探索乡村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基于“三治”环境的分析框架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研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党中央对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治理制度,注重依靠道德力量教化和约束民众行为、规范民间秩序.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建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当前乡村治理背景下,德治必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以此融入现代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