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在天人问题的看法上,柳宗元与韩愈的看法截然不同,其文集中关于天人之徐述颇多,主要的有如：《天说》、《天爵论》、《时令论上、下》、《断刑论》、《贞符》显序、《天说》、及《答刘禹锡天论序》等。在天人问题的论辨中,关于天之形成,天之形貌,以及天与人之关傈等等论题,柳宗元均作了深入的探讨。     

试论刘禹锡的宇宙观

刘禹锡的《天论》三篇继承了荀子《天论》、王充《谈天》、柳宗元《天说》等关于天体认识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对当时的天命论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我国哲学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三篇文章进行科学的评价,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论韩柳与佛老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如何看待,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崇信佛教”,“受佛教迷信毒害之深”,“终其一生没有解脱佛教对自己的精神束缚”,“客观上做了一种最愚妄、最落后的思想宣传的工具”1。另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不可能真正信佛。”2上述两种说法在笔者看来都和柳宗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矛盾。第一种说法与柳宗元写作《贞符并序》、《断刑论》、《非国语》、《天爵论》、《愈膏肓疾赋》、《祭吕衡州温文》、《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以及《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等…     

韩愈为什么没有参加王叔文集团

韩愈为什么没有参加王叔文集团任晖（江苏教育出版社）贞元十九年，韩愈、刘禹锡、柳宗元三人同官监察御史，且“吾尝同僚情可胜”①，为什么刘、柳成了永贞革新集团的重要人物，而韩愈却作了很多诗文，并在所撰《顺宗实录》中否定刘、柳的参政行为，攻击二王呢？历代论述...     

论柳宗元的政治心态

通过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对柳宗元政治态度的评价,观照因参与永贞革新运动而遭受贬谪命运的柳宗元,阐释其较为积极的政治心态与"统合儒释"观的关系,以及这种心态对其贬谪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唐儒学畛域下的天人观新论

中唐时期儒学士子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梳理,显现出此阶段儒学出现的新趋向,中唐士人开始使用极具个人阐释意义的义理来重新解读过往的命题。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天人关系的相异理解,并不只是在思想文本上的对立,其根源在于对政治语境的解读不同。韩愈更侧重从王道教化方面抽象出天的象征,使其更具有神性意义,而柳宗元、刘禹锡则更倾向于天人关系中人的环节,凸显出改革的意义。通过分析思想文本及其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即可勾勒出中唐时期儒学内容的多样化,也更能了解唐代儒学士子在谈论公共问题时所具有的独特性。     

从王叔文派的改革看韩柳之争的政治意义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在顺宗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发动了一次旨在褫夺宦官兵权和裁抑藩镇势力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它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大官僚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拚命抵抗。在革、保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新政的推行仅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匆匆失败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叫做“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完结。中唐以来的一切顽固保守势力,从与柳宗元、刘禹锡“交情很深”的韩愈起,一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大刽子手曾国藩,都无不大骂王叔文派,什么“群小用事”(韩愈:《顺宗实录》)、“小人乘时窃国柄”(韩愈:《韩昌黎全集·永贞行》),什么“小人之无忌惮者”(苏轼:《报江季功书》),什么“王伾、王叔文……为一时奸回”(曾国藩: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顺宗实录》补注)等等,俯拾皆是。一场“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的政治革新,在尊儒反法派的笔下,竟成了“朋党”“窃国”的“卑谋”。     

论元和贬谪诗人的后期心态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除柳宗元葬身贬所外,其余的韩愈、元稹、刘禹锡、白居易四人历经磨难后都陆续返回朝廷。他们回朝后的心态,以苦闷的变化为中心,大致可分为淡化、延续、沉潜三种类型。其中韩愈、元稹属于苦闷淡化型;刘禹锡属于苦闷延续型;白居易属于苦闷沉潜型。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有一     

永贞贬谪文人的"文以明道"思想

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因为参加永贞革新而惨遭贬黜。被贬之后,他们以著书垂文的方式继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永贞贬谪文人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文学观,与同时期韩愈及其门人领导的古文运动互为呼应。     

肖涤非、季镇淮二教授作学术报告

前不久,广东语文学会邀请山东大学肖涤非教授和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作学术报告。肖涤非教授在《关于杜甫评价问题》的报告中,对文学界抑杜扬李的倾向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就郭沫若同志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季镇淮教授在《关于韩愈、柳宗元评价问题》的报告中,批判“四人帮”对韩愈的污蔑和对柳宗元本来面目的歪曲。季教授指出:严格地说,韩愈并不是儒家。韩柳之争绝不是路线斗争。对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应给予肯定。对柳宗元的评价也应恰如其分,不能拔高。     

韩柳思想文风论略

唐宋八大家,唐只有二位,即韩愈、柳宗元.文学上,柳宗元与韩愈同道,他们竭力提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他们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柳宗元去世前,托孤韩愈;韩氏的《柳子厚墓志铭》等文,悲悼亡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韩柳二人的创作,交相辉映,都登上了散文创作的峰巅.韩柳二人在思想、学术、文风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     

跳出“扬韩抑柳”的历史偏见

对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历代评论者大都“扬韩抑柳”。此论颇不公正,且至今仍有影响。李焰平在《韩愈与柳宗元之比较》(载《祁连学刊》1991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韩、柳的的家世与生平、政治思想、文学主张与文学风格之比较研究,作了较中肯的评价。一、从政治思想看,韩愈是个天命论者和鬼神论者,尊儒术,排佛老,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柳宗元则是个无神论者,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无始无终     

柳宗元的文章理论及其历史地位

韩柳在文章学史上的地位，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柳宗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远不及韩；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柳宗元的文学理论进步性较韩更强一些，丰富性略逊于韩，无论在当世还是后世，他没有获得韩愈那样的声誉和影响。这种评价对柳宗元的文章理论的成就估计不足，他的文章理论与韩愈一样，在唐代古文运动中起到了领袖作用，深刻地影响着宋代的古文运动。 古文论：兴西汉文章 柳宗元虽不象韩愈那样有明确的古文概念，但他的古文观念很明确：“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浃于汉氏，与之相准。”①他的古文符…     

浅析韩愈《毛颖传》的深层思想

浅析韩愈《毛颖传》的深层思想于泓，毕宝魁韩愈《毛颖传》写作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篇奇文，所包孕的思想极为深刻．所采用的笔法令人叫绝。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吾自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     

文贵莫精能变化——从二序看韩柳的精湛文风

唐代散文,韩、柳双峰并峙。对照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和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可以透彻解读二家精湛的文风与不同的政治追求。     

“韩柳之争”与韩柳之谊

“四人帮”搞“评法批儒”时,大讲了一气“韩柳之争”,颠倒历史,厚诬古人,完全是借历史材料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恢复韩、柳关系的真实面目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韩、柳之间固然有“斗争”,但更有着深厚的友谊。韩愈是贞元三年(七八七)到长安的,其时正值柳元宗南游回来不久。两人一起“求举觅官”,在贞元八、九年先后及进士第。应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相识。韩愈是“少小尚奇伟”、“志欲干霸王”,柳宗元则立下了“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大志,这种经世济民、改造社会的理想成了他们建立牢固友谊的基础。但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不同,思想政治观点差异很大。韩愈相信孔、孟“道统”,主张以“扶道树教”的手段整饬人心,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在思想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柳宗元则热衷于“辅时及物”,改造现实,思想上唯物主义倾向较鲜明。因而,两个人在一生中就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问题进行了不休止的辩论。他们的朋友刘禹锡在韩愈死后写的祭文中回忆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谕谕,因非颜颜。”就生动地记述了他们热烈辩难的情况。这里谨举其细者,可见其认识上的尖锐对立。例如《国语》上记载晋国叔鱼一降生,其母视之即予料必以贿死,韩愈用这个做例子以论证其“性三品说”,而柳宗元写《非国语》却专门批驳其虚妄;《史记·晋世家》等书记载周成王戏以桐叶为珪     

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

关于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以往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以《天论》为代表的“天人交相胜”的观念。但是,从刘禹锡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角度考虑,更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他的中道观。通过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刘禹锡的中道观跟儒家、佛教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着刘禹锡文艺思想特点的形成。首先,中道观念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立论周备圆通;其次,讲求“时中”与“权变”相结合的中道思想,促成了刘禹锡崇尚通变的文艺思想的形成;第三,刘禹锡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观念,跟强调“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也有非常密切之关系。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刘禹锡与柳宗元

我国中唐时期的“永贞革新“,是反对宦贵擅权、藩镇割据和维护大唐统一的一个历史事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场革命的中坚人物。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人生旅程坎坷孤寂而又自强不息,悲壮而又峻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