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诗学形态作用下葛浩文的翻译改写——以《生死疲劳》的英译为例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第一人.然而,他的翻译却一直饱受学界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其翻译中的改写.该研究以文学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以《生死疲劳》的翻译为个案,对葛浩文在翻译中所做的改写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中确实进行了较多改写,其中很大一部分改写是目标文学系统的诗学形态综合作用于译者而发生的改写,这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有意为之,其最明显的意图便是让译作在异域环境中为更多的异域读者接受,从而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     

试析葛浩文的翻译伦理观——以莫言小说英译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伦理研究日益成为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为基础,探讨译者的翻译伦理模式,即译者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努力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并尽最大努力实现跨文化交流的任务。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对人文知识界和社会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红高粱》即是莫言受此影响的重要作品,置于百年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不难看出《红高粱》关于战争历史的呈现完全迥异于此前军旅文学为读者提供的书写经验,对于农民革命书写中农民英雄,《红高粱》置换了其中的主体性内涵,而在关于人的发现的各种叙事中,《红高粱》以强者的发现在八十年代有效地照应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源头。     

翻译应注重异国文化与语句流畅之间的有机统一——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2012年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英译本发挥了重大作用。莫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色彩”能否被接受和欣赏是衡量翻译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基础,探讨译者葛浩文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者努力传达异质文化的“他者性”,使读者领略到“异国情调”;另一方面,为保证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做了适当取舍,较好地保证了译文的“流畅透明”。然而,在文化背景解释不充分的情况下,译者为追求译文的“流畅透明”而对个别富有“异国情调”的词汇进行了删减、更改,这导致原著中的“反讽”艺术效果消失。       

认知视角下主题隐喻的翻译研究——以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为例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在语言中无处不在。通过采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与红高粱有关的主题隐喻的构建、解读与翻译,揭示了“红高粱”主题隐喻的动态构建机制。研究发现,葛浩文《红高粱》译本运用了4种隐喻翻译策略,即保留源域和目标域、替换源域和（或）目标域、解释性译法和省去不译。译者既要知晓语言文化差异,又要增强隐喻机制的识别、解读和重构能力。研究通过揭示主题隐喻的构建机制和翻译策略,旨在为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翻译文学的陌生化取向——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

陌生化理论给翻译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探讨陌生化手段在翻译文学中的运用,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对象变得陌生,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从而延长审美感知历程。     

浅谈葛浩文的翻译观——以莫言的《讲故事的人》英译文为例

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翻译家,有着深厚的中英双语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优秀审美能力。他是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文章以其对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①英译文②为例,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策略,探究其翻译观。认为他的翻译观包括:1.翻译既忠实,又背叛,翻译是在忠实和创新两者间的折中;2.翻译是一种改写,好的译作读起来如原始创作般流畅;3.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读者因素至关重要。     

论典籍翻译中的意象转换——以《道德经》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对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典籍的典型代表,以前人们更多的是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其译本.意象既是语言研究的对象,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古今中外人们对言、意、象的追问和思考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当今多门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人们对语言与意象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梳理和总结文学意义的构成和古今中外对意象的不同理解,并结合<道德经>的英译本探讨中西意象转换的文化差异问题,以揭示意象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意义.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古典散文英译策略——以David Pollard《项脊轩志》英译为例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对归有光《项脊轩志》的David Pollard译本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了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以生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上,译者多用物称主语,并注意了形合、意合之间的差异.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上,译者运用了意译、解释性翻译、添加译注等策略.在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上,译者成功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传达了原文语言形式的美感.这些翻译策略的运用提高了《项脊轩志》译文的翻译质量.分析表明,翻译适应选择论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翻译有指导意义.     

《红高粱》叙事情境及其效果探析

莫言小说《红高粱》采用“作者叙事情境”——“编辑者全知类型”叙事情境：“我”作为叙述者,以父亲的视角追述了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要叙事方式,从外部聚焦,这样既可以表现小说人物的情感和思想,使“我”的高密祖先身上敢爱敢恨的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可以在文中表达作者的情感和评论,从而使小说的叙事变得多样化,强化了叙事效果。     

诗歌翻译观对比研究——以《天净沙·秋思》的英译为例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在长期诗歌翻译实践中,我国学者曾提出"散文释义"、"形式对等"和"三美"等三种不同的诗歌翻译观。以《天净沙·秋思》的英译为例对上述三种诗歌翻译观进行讨论,认为"三美"观优于"散文释义"观和"形式对等"观。     

浅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红色词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海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目前学术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方面,对于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色彩词运用的特点关注较少。本文从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红色词的作用入手,进而探讨了红色词的象征意义,并以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心理为视角,阐释了红色词汇在《红高粱家族》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说,《红高粱家族》使红色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红色词则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红高粱家族》。     

《新潮》的翻译文学

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多将眼光集中于《新青年》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上面,它们以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和理论开创并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新局面。但此期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上的翻译文学作品同样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不仅延续《新青年》,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更是在翻译的质量和选择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突破。     

“读者反应论”在公示语翻译中的应用

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主旨是评价译本的优劣要看读者的反应是否与源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因而翻译应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目前中国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对读者缺乏足够的关注,存在着亦步亦趋,不顾及读者文化习惯;以为当然,不了解读者的文化差异;以我为主,不理会读者感受等问题.文章认为只有把接受者的感受作为决定公示语翻译的传播效果标准,只有认真探讨英语公示语的功能意义和语言文化内涵,才能准确而充分地发挥英语公示语应有的作用.     

基于读者反应论的旅游英语翻译策略——以黄山景区的旅游翻译为例

作者分析了读者反应论,指出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旅游外宣材料翻译应关照作为游客或潜在游客身份的读者;论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就读者的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进行了比较,指出旅游外宣材料的译者应根据读者的不同期待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以黄山景区的旅游翻译为例,提出“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的旅游英语翻译策略.     

原型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视域下的《白夜行》研究

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邀请读者积极参与连接、填补其中的“空白”,因而文本的意义也就具有了开放性,多样性。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利用多重视角的转换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带领我们找到了案件真相,虽然其间还有许多的“未定点”和“空白”,但这也正是需要读者积极参与的地方,点、线、面相结合各自寻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本文认为唐泽雪穗大部分时间戴着人格面具,在众多人眼里是高雅聪慧的女神形象,然而实际上是一朵恶之花,被阴影所支配,犯下的累累罪行就是她阴影的最大显现。雪穗的阿尼姆斯是筱冢一成,曾数次表明心迹,与桐原亮司之间不过是被守护者与守护者的关系,无关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