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

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于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协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元素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随即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元素渗透在国家制度、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基于中国自主型、主导型、渐进型的政治发展道路，依托国家制度基础，植根社会治理过程，协商将在中国民主模式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从脱域到复嵌：智媒时代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现代性背景下的网络空间符合吉登斯所提出的“脱域”特征，基于脱域机制的运行，网络空间呈现无规范的真空、技术的超前性和管制的滞后性错位，社会话语杂芜与群体极化现象，以及圈层凝结、主流价值难以引导，社会共识的解构与离身等现代性扩展的一般规律特征。因此，反思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空间的秩序治理问题，需要将“嵌入”纳入网络空间治理过程，通过政府、平台、用户等多主体嵌入实现协同治理，打造网络空间治理的共同体；在媒介可供性背景下通过场景嵌入以一摄多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引入涡轮模式打造智慧化治理体系，最终通过“嵌入”理顺现代性逻辑，形成多主体外部治理、涡轮模式内部治理、场景机制勾连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表现为：在教育对象上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教育方法上善于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文化治理形态”；完善精神谱系、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克服精神缺钙风险的“精神治理形态”；明确价值导向、培育价值自觉、树立价值自信的“价值治理形态”；在个体层面加强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社会层面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心理治理形态”。坚持以系统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注重整体和各个形态内部的优化趋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各形态共同发展并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言说与行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治理主体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作编制而成的合作治理网络。在此网络中,各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言说—行动”分析框架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民主与合作行动共享治理话语权和行动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新型农村社区防疫治理体系建构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实现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型农村社区防疫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公里”防线关口。由于新型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新型农村社区防疫治理体系构建。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要加强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必须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党建引领在防疫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必须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主体作用,并构建信息化的疫情防控网络体系。      

应急管理背景下的基层社区社会舆情引导研究

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以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方向和新命题,也对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特别是完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善社会治...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网络时代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价值、困境与对策

在互联网对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且全面的今天，青年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理过程中，青年借助网络工具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了从以前在官方组织引导下通过传统途径参与到主动运用互联网平台自发组织参与的创新。当前，青年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专项管理缺失、社会信任度不高、发展性供给保障不足等问题。伴随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发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需要从完善专项管理、转变观念态度、增强资源供给三个方面寻求破困之道，从而助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当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技术等层面,而较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以社区心态为引,回到社区"人"的本身来思考社区治理问题时,社区治理认知就成为社区治理何以有效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以视界、隐喻和框架作为社区治理认知的研究对象。其中,治理层和边界构成视界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以情境、对话勾勒视界的轮廓,以再构和融合阐述视界的意图。当面向日常生活时,社区会演化为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则成为治理认知的重要形式,其在认知功能上的表现在于其是组织各种概念的基础及生成生活经验的工具,而隐喻源的存在成为治理认知形成的介质。另外,从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心理原则的框架出发,关系本身对框架的安排和优化、情感的形式及运作、想象的类型和内容成为其核心要素。由此,以视界、隐喻和框架来构建社区治理认知,且以此窥视社区治理认知对于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协同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策略

在国内外携手抗疫的大背景下,危机防控既被视为医疗健康问题,又被看作是科学问题。由于公共卫生危机防控工作的棘手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科学共同体的协同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体系中科学共同体缺乏对分布式力量的集聚,共同体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共同体构成要素之间缺乏交互共享。中国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应该秉承协同治理理念,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着力推进跨共同体之间、科研主体之间以及学科体系之间的整合,依托跨学科、跨层级、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攻关行动,致力打造协同共生的科学共同体。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后疫情时代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逻辑的重塑——基于健康传播、知识权力与议程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视角

在全球健康传播风险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并存的后疫情时代,知识权力、舆论形象、媒介议程深刻影响全球健康传播风险治理。公共健康危机问题与网络安全治理问题的融合迫切需要在全球网络空间中进行知识权力、科技资本和公益伦理的协商对话,通过依托健康知识权力共同体促进东西方国家间良性互动、平等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结构、治理规制和治理议程从单一的网络空间主权安全治理转向全球健康传播秩序弹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