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杠杆是金融风险衍生的根源,维护金融安全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近年来基于调节资产流动性而进行的资产转让和贷款类信托理财业务的规模正逐渐扩大,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大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出售资产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冲击承受能力,资产流动性的提升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另一方面,资产流动性的提升会激励商业银行风险资产增持行为,导致新的流动性风险聚集。将金融去杠杆引入分析框架,基于存款保险制度视角构建了资产流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考察带有金融去杠杆强度的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贷款出售折价率的偏导数,研究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     

金融创新类型、内部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06-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类金融创新类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不同金融创新类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差异化影响。降低业务和管理费用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水平,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创新程度越高给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越大;内部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创新风险,公司治理水平低的银行应用金融创新导致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显著高于公司治理水平高的银行。银行业要正确引导金融创新发展方向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合理运用金融创新化解银行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以支付宝、财付通、宜农贷、微粒贷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迅速崛起,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急不可待,而数字普惠金融为商业银行在拓展市场、转型发展中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探索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路径具有很突出的现实意义。利用SWOT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以看到,政府加大对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扶持监管力度,同时,商业银行也积极提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这对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员工薪酬激励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当前中国银行业薪酬激励的制度特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普通员工薪酬激励会引起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造成这种影响的直接原因是商业银行以规模为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而根源在于监管当局"大而不倒"的监管取向。基本逻辑是:"大而不倒"的监管立场引起了商业银行对规模的过度偏好，促使银行通过薪酬机制设计来激励员工扩大贷款项目以创造存款规模，这势必弱化银行的风险控制动机，进而导致过度的风险承担。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市场竞争视角下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以2012-2017年全国212家农村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探究其是否会促使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关系发生变化。研究发现:（1）农村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正相关,国有属性与风险承担正相关;（2）市场竞争可以部分调节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即市场竞争增强了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的倒U型关系,同时也增强了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但并不会对国有属性与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产生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以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级指标中的覆盖广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在东部地区及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表现为较强的碳减排效应。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碳减排,应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检验

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资源的资本属性被激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改善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无形之中逐步融入农地流转的交易过程,进而影响农地资本化收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农地细分为三类,并结合当期年份“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可知,增强农地保障依赖性和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地资本化收益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提高数字金融与乡村的适配度,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农地资源碎片化整治的融合,进而巩固农民增收与农地的多重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收益与风险均衡的视角

基于76家商业银行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确存在过度风险承担现象,且中小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现象更严重;高利率货币政策会促进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数量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立场中,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高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会抑制商业...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传统金融机构

以村镇银行为例,从盈利能力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全国范围内94家村镇银行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村镇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且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的临界值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易发生;进一步探讨了治理能力所起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拥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村镇银行能更快推动其盈利能力提升。因此,应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优化村镇银行外部经营环境,村镇银行需提高治理能力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整体上减缓了贫困脆弱性,但是面板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这一影响是非线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重了人均年收入低于2490元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跨过6248元的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另外,过度负债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当家庭负债超过2.97万元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会下降。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