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分界探析

判断某一民事违法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除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判断标准外,要衡量多种因素,如国家需要、法制文明、刑法成本、社会效益等因素。民事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不完全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而带有一定交叉关系,也就是刑民分界关系并非非此即彼。将一个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上被评价为犯罪行为后,并不能因此在逻辑上推断其丧失了民法上的评价必要。     

集资诈骗案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刑民分立”研究

对于集资诈骗案中涉及的刑民交叉问题,笼统地运用“先刑后民”模式,往往会陷入一个程序进展因另一个程序的介入而被迫中止不前,或者只能在两个程序中选择其一的困境,难以达到充分妥善处理案件的效果。在既有程序性思路的基础上,兼顾刑民交叉案件内在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纯地从程序层面处理刑民交叉问题,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在刑民程序中如何有效救济具有多重地位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是个现实问题。被告人、被害人、案外人等在刑事或民事程序中应有正确的诉讼地位;在“刑民分立”的思路下,运用多重法律关系分析方法,从实体分析的角度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救济。被害人最后所能救济到的损失并不是按比例整齐划一的结果,但是被害人可以享有最大的程序选择权,并依法用尽法律赋予的权利保护自身财产、挽回损失和分担风险。     

略论“数额”对认定恶意透支行为刑民关系的重要性

数额是认定恶意透支行为刑民关系的重要标准。持卡人在不同银行间的透支金额应当累计计算;在对"恶意透支型"和"普通型"两种不同形态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数额累计计算的同时,应当审慎选择量刑档次;持卡人的透支金额只包括本金,后续产生的利息、滞纳金等费用则不应包含在内。透支的数额是认定恶意透支行为的重要程度标准,但是单独以数额不足以认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必须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判断。     

欠薪入罪,刑法“越位”

欠薪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后,将"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把欠薪问题推向了"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冒然将恶意欠薪行为入刑,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不妥之处,而且存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刑法不应"越位"成为社会管理缺失的补救措施,解决"恶意欠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刑法之外的救济手段。     

互联网金融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规制

自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萌芽以来,因其投资风险高、准入门槛低、危害范围广、负面程度深等特性,实际司法审判中常常会前置刑法来解决相关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危害性不再是互联网金融"重刑观念"得以存在的理由,而应当考虑社会总福利以及金融法律"匹配性理论"的适用。坚持民商法思维、民商法前置性适用以及从严解释金融刑法、从宽解释金融民法,是互联网金融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规制原则。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创新,在处理互联网金融刑民交叉案件时应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坚持"区分原则",同时提高刑事入罪的量刑标准。     

刑民交叉案件中权益平衡保护的法理反思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程序模式的选择差异,蕴含着对相关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是否公平与公正。司法制度必须始终贯彻权益平衡保护的法治理念,才能确保司法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我们应在对过于强调民权与情感处理模式进行法理反思的同时,以权益平衡保护为轴心塑造合理的刑民交叉案件解决司法程序。     

商业秘密类刑民交错案件难点问题研究

间接侵犯商业秘密中，“应知”应达到与“明知”接近的程度且侵害人不能提出反证陡‘方能成立，间接侵害人“使用”商业秘密不包括不知悉商业秘密情况下的使用商业秘密制成的产品之行为。商业倏密类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应限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与刑事被告人完全重合的刑民交错案件。     

盗赃物善意取得之法构造——兼论《民法典》相关规则法律适用

盗赃物有无善意取得之适用,理论界一直存有分歧,加之相关立法零散且态度反复,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决各异,亟待统一。结合"刑民分层"的简约化思想,应认为刑事追缴规则的适用仅限于刑事领域,不能作为盗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的依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已事实承认了盗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而新出台的《民法典》对这一问题未予明确。于解释论,相关法律适用可参照《民法典》第312条之规定;为减少分歧,当进一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盗赃物善意取得的适用规则,同时设置法律适用的例外规定。     

金融机构违规保底理财涉罪问题法律分析

根据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和规章,目前司法实践中将金融机构违规保底理财一律认定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法律理由上欠妥.在处理被害人作为一方诉讼主体参与刑事诉讼、追缴赃款和善意取得等刑民交叉问题上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刑民交叉视阈下“复制发行型”著作权犯罪的实证研究——以128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长期与《著作权法》和《刑法》其他条文存在冲突与争议。选取128份“复制发行型”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判决书,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发行”行为存在必然选择性、现有司法解释事实上导致了罪名的混同、侵犯著作权罪中罪刑失衡问题严重。在刑民交叉视阈下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检视,应肯定《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与《著作权法》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上的协调,并应加强《刑法》中“复制发行”内涵与《著作权法》衔接,细化侵犯著作权罪的量刑标准,以规范侵犯著作权罪的适用,形成更完善的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     

论被追诉人逃匿后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

被追诉人逃匿后，我国现行刑事追缴制度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均无法及时、有效地弥补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被追诉人逃匿情形下，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应允许被害人就其未得以退赔的物质损失，向管辖法院先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为保障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得以顺利开展，我国应立法肯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被害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并赋予被害人不服民事诉讼中止裁定的上诉权。     

“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

针对"一物多卖"等合同纠纷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在认可合同效力的同时扩大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合同诈骗罪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识别上的偏差,也是对民事主体自由支配民事权利的抑制。慎重选择民事或刑事程序解决"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的刑民交叉案件纠纷,可以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为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法律规范调整机能方面的功能。     

为“先刑后民”正名

"先刑后民"是指一个案件中同时有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时,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对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原则。其来源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对比刑事和民事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方面的不同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为"先刑后民"正名。     

破解刑民交叉司法困境的现实路径——以非法集资类案件为视角

刑民交叉案件是当前司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呈现出定性选择难、利益衡量难、程序转化难、严格适用既判力标准难、涉案财物处置难等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从程序法和实体法角度进行归类和解析,可以概括为程序性困境和实体性困境,而程序性困境是制约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要走出程序性困境,应立足司法现实需求,着重向程序法回归,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更加注重程序的转化和衔接,赋予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完善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合理确定既判力范围;同时,避免机械适用抽象的权利原则,注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效益最大化。     

违法相对论之困境、提倡与进路——以刑民、刑行交叉为视角

刑民交叉、刑行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违法相对论表现出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双重困境: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等理论之间概念混淆,界限不清;涉及违法性判断的同类案件适用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基于对不同违法性判断方法的规范性分析以及典型案件裁判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违法相对论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具优势,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应当坚持违法相对论,走一条自我否定、不断优化、适时更新的发展路径,以有效解决违法性判断的难题,化解实践中同案异判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