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为探讨《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通过深入解析相关文献,并联系道教实践,发现《庄子》“齐”与“忘”的思想对道教重玄学义理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庄子》“缘督以为经”、“守一”、“养神”、“吹啕呼吸”、“熊经鸟申”的养生思想构成道教炼养术的重要来源;同时《庄子》的神鬼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神灵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庄子》思想是道教的理论源头,反映了道家与道教的深层关联。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人学”特质与历史定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是“君权神授”和“君权天制”,其理论的实质在于借“天”言“人”,为君权至上作论证,成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推行儒术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重视“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权、监督最高权力的社会机制,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民权与人权:区分及其意义

现代国家的人权与中国古代的民权有三点差别:其一,主体不同,民权是百姓之权,是“下层”的整体权利,与其对应的“上层”权利乃至君权也是整体权利。人权是个体的、分散的权利,其对应面有他人权利,但主要是国家权力,后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分解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其二,内容不同,民权是含糊有限的,主要指生存权等私权利。人权则既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私权利,也包括选举权等公权利。民权不完全是权利,有时也是权力,而人权仅仅是权利。其三,来源不同,人权是天赋的,有权源的特征,国家权力源于无数个体的授权。“民权君定”“君权神授”,君权是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争民权可能是争人权的初级阶段。     

一首“新奇”的政治讽刺诗——对散曲《高祖还乡》套的一点看法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些把矛头指向时政的讽刺诗,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在讽刺诗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皇帝的诗则不多见。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决不容许侵犯君权、动摇君权,如有违犯,则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还极力提倡、宣扬“君为臣纲”的反动思想来束缚人一们的言行,从董仲舒到二程和朱熹,又把“忠君”思想神化,将它吹捧到了吓人的高度,什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什么“君德即天德”、“父子君臣,天下之定     

庄子“法天贵真”与其人性论

庄子哲学中“道”既存于本体世界又存于经验世界，这造成了“道”在两个世界的“割裂”，从而相应地分成“道之真”和“道之气”两个方面，进而，这种“割裂”被带入其人性论中，造成人性的“割裂”，则其人性相应地分成“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这两方面相互制约和斗争，构成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庄子在《渔父》中提出“法天贵真”思想，分别从本体层和经验层来解决此人性矛盾，从而既使“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人性论图式，又使得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个体人超越为体道真人。最终，在人性和人生两方面实现了由人向“道”的回归，也使庄子哲学得以完整。     

论庄子、屈原的自我悲剧

论庄子、屈原的自我悲剧李清章（天津电视台新闻部）庄周与屈原以其辉煌的思想和艺术在中国思想史及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庄子的道论是古代思想家的探索和开拓的典范，其“道”论的最终归宿，实质上是论述他的人生态度，“是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看法的一种哲学概括，他的...     

试论庄子的人格理论和他的人格特点

庄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美好的“道性”,而人性是对“道性”的衍化,因而人性是可塑的。庄子的人格理论,既具有朴素学习论观点,又具有神秘的色彩。同时,本文还从庄子的大道理论下的理想人格、真人人格以及庄子的实际人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说明庄子的实际人格极其复杂。庄子的实际人格不全是他的大道理论下理想人格的实践,这就是庄子人格困境之所在。     

《庄子》外杂篇对庄子“无治主义”思想的多元发展

《庄子》由庄周及其后学者的著述集合而成,其思想存在着继承、发展和流变的过程。其中庄子自著的“内篇”提出了“无治主义”的思想,而庄子后学著述的“外杂篇”思想较为复杂,除了承传和解说,还有相当部分吸纳了道家、儒家、法家等的政治主张,从而对庄子思想作了多向度的发展。     

宋代庄学评点中庄子思想批判析论

评点是宋代庄学的重要构成形式和内容,主要是对庄子思想中具体观点的褒贬评判,直接透显出时人对待庄子及其思想的多元态度,是对庄子思想系统诠释的重要补充。宋代庄学评点中对庄子思想的诸多批判主要表现为：从事物客观实然的角度批判庄子的“齐物”思想;斥庄子的“神人”之说为谬妄;认为庄子的存身处世之道乃“贼德之尤者”;对《庄子》寓言中的诸多观点提出异议和批评,认为“庄周寓言,陋语良多”;批判庄子为“判圣人者”,斥庄子之书为乱世之书。上述批判与宋代新儒学复兴的背景直接相关,实是宋代儒家立足于自身立场的一种门户之见,出于其维护自身正统地位之需,从中可以窥见宋代庄学的另一侧面,也可以更直观地感知宋代儒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论庄子哲学中的"真"

“真”这个字在现存《庄子》之前的古籍中几乎找不到。“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的一大贡献。“真”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哲学突破”时代中国哲人对当时人类文明成果的怀疑与反思,表达了他们试图突破自身有限性而指向超越之域的精神诉求。庄子对于“真”的探求和理解,通过“真人”、“真知”、“真性”等富于意象性特征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述。     

“庄周贷粟”新论

“庄周贷粟”是庄子的经典故事之一。其中若干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其一，庄子往贷粟的监河侯非魏文侯，也非监河工官。从当时侯爵及司水官制出发，结合庄子与魏惠王交往，及惠王迁都大梁后大力开发黄河水利，监河侯应如章太炎所说为魏惠王；其二，战国贵族养贤背景下，惠王“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的许诺非全是虚言。但因与庄子无利害关系，也有明显简慢之意；另外，君“馈粟”于士人是当时养贤之风下的常事。庄子坦然贷粟，又与其“人间世”的入世心态有关；最后，“道中失水鱼”之喻，表现了庄子“逍遥游”的“无待”与“人间世”不能“无待”的矛盾。尽管如此，庄子仍以“逍遥游”包容、化解“人间世”产生的困境。     

论《庄子》的艺术虚构

《庄子》一书以其治翰恣肆的文思,深蕴广博的气势,瑰丽奇绝的语言而为世人所瞩目。李白在《大鹏赋》中赞叹道:“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清人刘熙载则曰:“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而刘凤苞却着眼于庄子的讽刺艺术,评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南华雪心编》)。金圣称其为“天下第一奇书。”鲁迅先生则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文汪洋辟,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郭沫若则进一步评论说:“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庄子“神人”观念与魏晋精神生态

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哲学中精神自由的代表,具有自由自在、自至而成、自然而然、自性逍遥的特征。“神人”观念在被道教用来深化方士的神仙思想、构建游仙思想时,演变成为一种信仰。由于道教理论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和宗教实践方式的可验证性,游仙思想最终走向了破产。但“神人”观念却由此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魏晋时期的精神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

“文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之三)在我国文学史上,《庄子》常与《离骚》并列,以其瑰丽奇伟的形象哺育着一个浪漫主义的传统。晋陶潜、唐李白、宋苏轼,以至清龚自珍,无不挹其清芬。《庄子》中无疑存在不少消极成分,却有着一种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解放的因素,对封建制度起着某种瓦解作用,加上与之相适应的汪洋恣肆的文章风格,对历代作者发生着特殊影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公然宣称“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与庄周却楚王聘时所说“吾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史记·庄周列传》)拂衣同调。苏轼于《庄子》深有心契,然而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时却说:“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皆废矣”(《议学校贡举状》),揭示了庄子     

《庄子阙误》所载《庄子》八种版本考

《庄子阙误》载录唐至北宋中期《庄子》八种版本的异文,对探讨监本《庄子》的形成和影响、唐宋《庄子》的流传与演变及《庄子注疏》的形成等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蒋门马认为诸本异文皆是据郭注成疏、句法文意“篡改”或“增补”而造成的讹误,不足为据;将其与敦煌写本和高山寺钞本对比,发现异文中有一部分是有来源的,不是抄校者的篡改。梳理诸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天台本与监本属于同一系统,张潜夫本是以监本系统的本子为底本而成,文如海本与众本都有共同异文,可能曾参校众本,张君房所校三本则互有参考。《庄子阙误》在记录诸本异文时有不少遗漏和不完善之处,包括《庄子校诠》在内的各点校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遗漏的异文见于《南华真经章句音义》,研究和点校时需要加以利用。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艺术粗论

庄子以整体象征、浪漫而荒诞的寓言言说,驰骋想象,自铸新词,运用典型与意象,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创新文体——自恣适己、仪态万方的“庄周体”。这显示了庄子文学意识的先觉、文学创造精神的崛起与文体的自觉。鲁迅称《庄子》一书“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正是就其文学的发现与文体的创造及其在汉文学史的创造性贡献而言。     

庄子“无情”说发微

庄子在《德充符》篇中提出了“无情”说,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认为“无情”在《庄子》中有3个涵义:一是指抛弃附加于人本真之上、纷扰人天然德性的世俗虚妄之情,恢复自然真情,而不是没有任何情感;二是指超越有限的知识、思虑,以成就“真人”达到“真知”,实现对绝对的道的把握,而非反智主义;三是指放弃站在私己的角度对事物做出是非好坏、有用无用的价值判断,肯定万物自身价值平等。     

“形与心”:庄子“化”论思想探赜

庄子作为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将道家哲学思想推向另一高峰的集大成者。而“化”作为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具有深刻内涵与流变思想。在庄子处,“化”论是其分析世界的主要方法与核心脉络,而如何确定人的生命真意,避免失性于“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完满,是庄子关注并给予了回答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庄子“化”论视角对“形与心”进行诠释,探究庄子对人二重之患的把握,会意庄子以“气化、形化、物化”对人本身之在的刻画,进而领悟庄子成就真人的真谛,即化形以丧己、化心以逍遥,并以此厘清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其演进,进一步掌握庄子的思想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