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认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系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最终目标、教育投资的高效益三个方面来分析。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应该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从统一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两千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停滞时期（1949年前）、起飞时期（1949~1978年）和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型均呈现鲜明的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超速转型,带来了中国人口“质与量”的转变,这种超速转型虽然使中国经济提前获得了“人口红利”,但也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新时期应对人口转型挑战的基本思路在于,放松一胎化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苏联经济赶超失败探源——基于经济增长转型的视角

经济增长方式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经济稳健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后发国家能否成功赶超发展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凭借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取得了高增长,从一个落后的欧洲农奴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工业发达的超级大国。但是,这种片面注重高速度、忽视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方式固有的缺陷以及自我转换纠错功能的缺位使其无法保持持续高增长,并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考察苏联的赶超历程及成败得失,总结后发国家赶超规律,对于正在赶超中的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碳税制度对经济增长与能源结构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发展日益受到能源和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而征收碳税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受到众多国家的青睐。文章从碳税的使用途径入手,分析了其对经济的长、短期效应,并计算了能源生产结构弹性的替代值。研究结果表明,碳税制度确立之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得到了大幅度下降,生产总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企业为提高利润率,必定也会大幅度使用洁净能源。文章最后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给出了碳税制度确立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中国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回顾了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沿革,基于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转型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与产业转型的相关关系,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的不协调性演变,并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信息化、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转型

信息化是工业化后的社会发展新阶段 ,它将对传统工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经济增长转型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以粗放型增长为主转变为以集约型增长为主。文章简要分析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原因并着重探讨信息化对促进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与内蒙古经济增长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代,人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效率的改善;人力资本本身具有收益递增的重要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或知识进步成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人力资本的发展将有助于重塑人的道德品格与精神素质,更新思想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要想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这也是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新疆资源开发·能源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和基于“能源结构”系数的考量,分析新疆在资源开发与能源战略基地建设中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及能源产业结构的适度性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新疆没有显现“资源诅咒”效应,但是,新疆能源结构不适度,能源结构的产业支撑能力弱、效率低。     

投资:畜牧业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动力

本文认为畜牧业与其它产业相比，具有更强的投资敏感性，因而畜牧业具有更强的投资放大作用。本文同时提出了畜牧业投资应遵循的原则，以及畜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与越南经济增长比较分析

文章在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与越南经济增长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对经济转型期中国与越南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经济增长绩效还是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成熟程度,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济转型时期,越南的相对经济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相对较长、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学习了中国成功的经济转型经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没有经历过中国所经历过的各种国内外政治经济和市场约束;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先发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具有逐渐递减的趋势,中越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会逐渐趋于缩小.     

转型路径与经济增长——中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带管理资本学习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俄罗斯及中国的特定经济转型路径、模式及绩效比较.分析表明转型模式虽然对转型初期的增长有所影响,但并不是转型绩效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不同模式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此优彼劣的必然关系,而且.两个国家还都在继续转型过程中,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还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投资、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扩大投资需求的关键在于引导民间投资的发展,增加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水平。扩大内需,必须把扩大投资需求与增加消费需求结合起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投资对山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1991年以来,山东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增长迅猛.其中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投资的贡献多大,投资的效率如何,投资是否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投资的结构是否合理,本文通过实证得出了研究的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陕西省的数据研究

陕西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省份,本文运用1978-2007年间陕西省的30组年度数据,通过协整分析方法和Granger检验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陕西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两者之间只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费的增加,而不是能源消费增加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果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二元经济的特征,而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具有战略意义,外商投资是导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GDP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能源对中国省份经济的增长阻力分析

本文在罗默（2001）的＂增长阻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我国各省1986—2008年的能源与经济数据,分析了能源对我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阻力。实证结果发现,能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的增长阻力的平均值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1978-2006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由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Granger因.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的增长也是单向的能源消费的Granger因,但第二、第三产业与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节能政策在中国是可行的,在长期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不仅缓解了江苏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短缺,而且通过“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使江苏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江苏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本文在现有理论文献的基础上,从分析江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和结构特征入手,考察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从经济计量检验的角度,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和作用。提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下,江苏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条件,调整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效应。     

广西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约束的视角

基于资源约束的视角,实证研究广西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开发强度对广西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广西能源开发强度的提升将促进广西经济增长;在能源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随着能源开发强度的提升,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越来越强.为促进经济的增长,广西应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内部结构;加强能源的国际合作.     

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基于基础设施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国有资产逐渐向上游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消除基础设施瓶颈。我国以调整国有企业布局、优化国有企业功能的创新性手段破解了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形成了具有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有力保障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畅通和要素高效流动。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国有企业对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了经济的交易费用,提高了资本回报率,拉动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促进了居民消费。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提高在中长期有助于抑制宏观杠杆率、化解债务风险。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未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12—2015年等经济下行阶段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发展需要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共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