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及其关系

依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要求,本文对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基于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及职能的分析,划分出治理主体间关系、各治理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各主体间内部关系的相互关系为环境治理主体关系类型,提出“和谐、制衡、稳定、公平、效率”为识别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良好运行的标准。我国在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多元共治已经形成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制度化、治理和市场手段的多样化、治理主体参与度的持续深化三大优势,然而在环境治理制度健全度、环境治理体制协调度和环境治理机制完善度方面面临挑战。为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应持续完善环境治理制度,深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明晰环境治理主体责任,促进环境治理手段融合。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要建成新农村,必须改变农村现行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重塑农村治理主体;培育农村良好的治理氛围;选择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主体的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舆论格局,给政府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种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仍然延续传统,即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距离。基于治理理论,政府除了保障言论自由以及与媒体进行互动传播之外,还要与舆论中的多元主体形成互动和对话关系。基于这种新型关系,推动舆情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前提下,培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多元主体,并用法律界定清晰的权责界限;以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外部的互动机制为重点,创新舆情治理机制;以互动为重点,打造舆情治理平台,创新舆情治理体系。     

网络内容治理中的行业协会:中介地位与协作治理

在互联网内容的治理主体中,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非政府”互动关系的中间者,是构建互联网治理综合体系的重要主体。当前,各地政府纷纷探索社会组织作为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创新举措,在关注行业协会的定位、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手段的同时,研究发现：作为中介的行业协会,承担着政府和非政府的双重属性,具备自我管理与软性管理的治理手段,并且具有多个治理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模式,但也存在着社会影响力有限、地区发展差异大、功能服务有待加强、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不足。应该在理念发展、主体合作、制度建设、治理手段等方面为行业协会更好参与网络内容治理提供破解之道,以期推动我国网络内容生态空间的健康、有序和长远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思考

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完善文化治理体系和提高文化治理能力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认清新时代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找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成功路径,需要针对国内外情况变化和文化治理对象的不同,改革文化管理机制,促进国家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调整文化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文化治理方式规范化、文化治理理念兼容化以及文化治理机制系统化。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范式：出场语境、本质内涵与方法论前提

国家治理范式在中国的出场,既有当代学术全球扩散的缘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治理问题,积极地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新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传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以权利为本体、权力为功用”的现代社会政治关系运作逻辑。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前提,是回到经典作家在19世纪创立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努力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     

与时俱进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

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基本相同的 ,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各国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股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差异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程序差异的外在表现。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调整和改变 ,并遵循以下规律 :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化、资源———产权配置效率最优化、交易成本最小化。     

治理语境下我国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理念、话语和模式

政治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公共行为、公民权利保障等国家治理基本要素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当下的政治传播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治理语境下实现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的全面现代转型。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元治理"主体角色,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引领者和顶层设计者,在社会治理的地方层面是总协调者和保障监督者,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层面是服务者和示范者。执政党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变革以及制度的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