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浅析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督制度,创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强化于明清,建制周密,历史悠久。追溯历史长河,通观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监察监督历史,历代封建君主皆极其重视监察制度的创建和对官员的监督。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评析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 ,始于孙中山“五权宪法”。其特点在监察院独立于其他权力机关之外、法规完备且有所创新、对监察官有严格限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还吸收了欧美议会的一些方式 ,从体制上看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新监察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错位及衔接

《监察法》颁行后,如何衔接新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新监察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就是其中一部分。分析《监察法》并总结监察体制改革经验,可发现新监察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以下错位: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于作为非刑事司法制度的监察制度;适用于职务违法的涉案人员;启动条件设置的凌乱、不完整且标准较高;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缺失;从宽方式单一。为充分衔接两项制度,应当将"认罪认罚"与"从宽"的适用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进行合理分配;对认罪认罚的职务违法涉案人员适用从宽"处理";梳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在新监察制度中的启动条件,提高启动决策的参与度并降低启动标准;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参与、权利与后果告知以及讯问录音录像三个方面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通过学理解释发现针对职务违法涉案人员的从宽处置、撤销案件、不被留置、减少留置时间等从宽方式。     

清代回疆司法监察制度述略

清朝在统一回疆后,在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内地的司法监察制度。该制度在运行初期,对于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当地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回疆独特的司法监察制度最终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     

西周监察制度管窥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 ,尤其是西周的监察制度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监察立法的尝试、专职监察官员的设置、监察的措施与方式、监察官员的法律惩治功能等构成了西周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从监察的主客体一体化角度看清代督抚贪污之弊

吏治败坏是封建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和表现。清代集历代政治体制之大成、惩历代政治体制之流弊,但仍不免于吏治腐败,这集中表现于督抚贪污。清代督抚贪污是多种因素综合而导致的,而监察的主体和客体一体化则无疑是导致督抚贪污的重要制度缺陷。以史为鉴,研究清代督抚贪污的制度性因素,对我国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

巡按御史制度是明朝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制度之一,是统治阶层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省定期巡回考察的一种制度。明代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体制严密,主要包括提刑按察使司及其辅佐官、巡抚与总督都御使、巡按御史等几大监察体系。这三大体系在当时的吏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连贪图玩乐的明世宗也认为,＂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使＂。[1]本文主要从巡按制度的形成、出巡相关规定、巡按御史的职能等方面予以介绍,在此基础上,引发一些对当代法制的思考。     

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及对象研究:回顾与展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设了新的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从权力属性、组织架构、队伍建设、与其他机关的关系、职责职权、加强对监察机关的监督等角度审思了监察委员会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重大事项,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法理支撑和理论构建。但现有学术研究存在同质化、单学科性和实践观照不足等特点,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增强实践性及加强学科间的合作。     

秦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析了秦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秦代历史短暂,文化底子较薄,特别是秦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秦代文坛寂寞的主要原因。作者同时又从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秦代文学的具体成就,指出秦代文学有其特色,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各种文学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代文学的成就及其成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析云梦竹简中所见秦的“农本”思想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批秦简,内容大部分是秦代的法律及文字。其中有不少简文记述了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农业生产情况,这一阶段的秦律详细记录了秦国农业生产黄金时期的具体规定,它为我们研究秦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发现了许多规范和保障粮食生产的律文。云梦竹简中的这些律文对秦的谷物种植、土地管理、耕牛与铁器的使用、劳动力的配给和水利设施保障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也是农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秦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条文,结合农本思想的内涵,发掘在粮食生产环节上秦律是如何起到了保障作用,体现出农本思想的重要性,并最终奠定了秦国强大的物质基础。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前秦氐族苻氏家族败亡的文化根源

五胡十六国时期,略阳临渭氐族苻氏建立了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势力空前强大,可是在军事实力优于东晋的大好形势下,还是免不了淝水惨败,前秦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灭亡,苻氏家族解体,氐族走向了衰退之路。这主要是前秦种种不合时宜的文化措施所致。     

秦半两钱初探

半两钱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由秦国铸造,早期工艺原始,钱币上的文字古朴苍莽,钱体形状、大小不一。秦王朝建立后,中央统一铸币,铸造工艺改进,半两钱钱文规范,钱体规整,制作精好。秦朝后期由于社稷动荡,半两钱出现变小变轻的现象。汉承秦制,西汉早期也铸造过半两钱,但整体风格已无秦半两之霸气,钱体较薄,钱文笔划较平浅。     

秦亡观阐微--对商鞅变法的再探讨

秦朝存在时间短暂,但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却占有重要地位.有关秦朝速亡原因的研究成果颇多,文章从商鞅变法的负面效应入手,对秦亡原因作一新的诠释.     

试论秦墓出土遣册量少的原因

目前发掘的楚墓、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遣册.而秦墓中却很少发现.究其原因,遣册是周代丧葬制度的内容,秦未从根本上接受周的礼乐文明,未严格遵循周礼关于丧葬的繁琐规定,故秦墓很少有遣册出土.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探析

乐教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上古三代乐教传统,提出“人不能无乐”、“致乐以治心”,通过其特定内涵的要求,以有节制的乐事活动陶冶人的心灵,引导人们向“仁”。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先秦与秦汉以后君主制存在重要区别。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从这个概念出发,综合考察先秦君权的实际状况、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情况)以及行政管理的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可以断定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应始于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