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

以礼乐进行教育、教化是礼教。文章对荀子的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荀子天人相分,归本人道来探讨礼教的本源。以本始材朴、性伪之辨揭示礼教的人性论依据;以礼义之化、富而教之为礼教的基本途径;以圣人之伪、以道教人为礼教的理想目标;为学不已、尊师重礼是礼教的具体实践;治教合一、美政美俗是礼教的双重功能;秦汉以后,礼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今天,对于礼教问题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在仁爱的基础上提倡礼教,以礼教作为社会儒学实践的基本途径,重建伦理秩序,重塑道德精神。     

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

对职业化群体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衍生，而且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从会长负责到委员主持: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述论

民初确立的以会长制为中心的律师公会制度,初步实现了律师职业自治.随着律师职业的发展和律师公会规模的扩大,会长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27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上海地区社会的控制,要求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对上海律师公会的强势介入反映了国民党对律师职业进行控制的强烈欲望,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革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委员制在上海律师公会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律师职业自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中国律师职业自治模式发展的新方向.     

20世纪之初的农家副业与乡村社会变化——以1912年～1927年的山西为范围

1912年至1927年，山西农家副业在传统副业发展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这一发展态势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内外环境。农家副业的发展在补给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对乡村社会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与社会活力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社会流动机制公正、合理,社会就会充满活力,反之,社会就会陷于封闭和僵化.     

国家与市场:一个组织认同的视角

国家通过政府组织或通过市场运作方式配置社会资源,其实质上是两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组织认同是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在组织中通过个体与组织交换资源所形成结果的具体表现与反映.调查结果表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有助于员工组织认同的实现,但资源控制特点对组织认同有重要影响,员工组织认同与市场发育程度呈现出反梯度关系.国家同构的企业员工组织认同与中国社会的社会整合特点以及中国人社会心理的积淀特点有关.     

在激进与渐进之间:邓演达在1927年革命转折时期的土地主张

1927年邓演达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农民在封建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农民政治经济上被剥夺的状况等方面,阐释了土地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他的土地主张,不能停留在概念的描述层面,而应揭示他在作出选择时所受制的现实语境、追溯他的思想的渊源及其内在紧张和冲突。     

绿色:生态价值与消费目的

绿色经济代表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新方向和新动力。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现代消费(物质和文化)成为社会的统领者角色,导致一系列现代病的产生,诸如生态危机、文化冲突乃至社会制度危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转型,事实上也是消费方式、社会存在、文化形态以及生产产品的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以及构建低碳社会等宏观指导方针,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看待以绿色经济为代表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在我国的推进程度。绿色既是当前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有鉴于此,我刊特组织本期《绿色:消费、社会与文化的新形态专题研究》。本组专题分别从绿色消费的目的与生态价值、绿色消费的社会转变语境、绿色文化的构建与繁荣以及绿色产品的生产与治理等方面展开讨论。可以认为,绿色既是未来消费的目的,也符合生态价值、生态伦理的要求;绿色既要求社会消费行为的转变,也要求社会文化氛围的转型;绿色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对构建未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益补充;绿色既要求生产方式的转型,也要求国家对绿色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有效监管治理。总之,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消费等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本组专题,对绿色概念涵盖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梳理,也期望广大社科工作者参与我们的讨论。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唐代边塞乐舞诗综论

在唐代姹紫嫣红的诗坛中 ,边塞诗历来备受推崇 ,而边塞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边塞乐舞诗更具有特殊的韵味和魅力。这与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宽容博大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唐代舞蹈诗中的舞姬形象探析--兼论唐人的女性审美取向

唐代舞蹈诗中的舞姬包括后宫善舞的妃嫔、士人家中的舞女姬妾以及从事歌舞表演的宫妓、营妓与市井乐妓。大多数舞蹈诗描写的舞姬,或是风情万种的尤物,或是地位卑贱的玩物,或是致祸夺宠的妖姬,或是令人同情的苦命女。此外,还有少数舞蹈诗塑造了天真欢乐的少女形象和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形象。舞姬是唐代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唐代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从舞蹈诗对舞姬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唐人喜好纤柔细弱、欣赏风情愁怨的女性审美好尚。     

清代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影响

通过对清廷前后期娱乐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一是宫廷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由前期的重武尚射,逐步向晚期耽于文恬的方向演化;其二是宫廷娱乐主体由男性到女性的角色转变趋势;三是晚清宫廷对于西方娱乐活动方式的心理认同和接受。而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也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文化以及社会。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清末广东禁赌的措施与成效

本文以清末(1911年)的广东禁赌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分析了清末广东禁赌的酝酿;禁赌的主要措施以及禁赌的成效和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广东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     

林纾:文化歧路上的徘徊者和探索者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百年激荡"历史时期.此期的思想家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策略,力图融会中西,建设民族新文化,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活力和焕发青春的根本动力.徘徊在历史歧路上无所适从的林纾.面对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成为时代的"伤心人".晚年林纾以"情-礼"调和的言情小说建设他心目中的"和谐王国",企图以此寻求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坐标."文化力"是一个国家根本的国力所在,因此,我们呼唤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当代社会的"伤心人".     

改组与经营：民国时期的天津救济院

天津救济院从1929年变为官办救济机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扩充，增加院外救济，从硬件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上制定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到1937年前天津救济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救济院的改组与经营有着积极意义。首先，救济院采取积极的救济政策，教贫民以工艺，安排其未来，使之回归社会，为社会减轻了救助负担。其次，救济院制度性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便于管理者管理，而且还有益于贫民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