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江伟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这次论战的主要人物有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以其论著所代表的观点，可以把这次论战分为三派：一派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用玄学来解决...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正确认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的统一。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基本原则，有利于坚持党和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模式”的完善与“分享型经济发展”

“中国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式失衡”，因而需要研究其完善问题。笔者主张从三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发展战略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二是发展理念从“利益独占”转向“利益分享”；三是发展方式从以GDP为中心转向“分享型经济发展”。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走出“有产”与“无产”的认识误区——学习“七一”讲话的体会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四次思想大解放，走出一个又一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江泽民“七一”讲话关于“有产”与“无产”的“两不、三看”论断是在新世纪解决富而思源、富而思进问题的理论创新。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论断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并对目前流行的四种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主张只有坚持“三个解放”，认识“三大规律”，才能做到“两个符合”。     

关于最终解决东海划界的理论基础问题——对坚持“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划界主张的质疑

中国目前主张和坚持“公平原则和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来解决东海问题是与只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公平原则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充满着变数，而自然延伸理论在划界中造成了一国水域处在另一国的大陆架上，它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具体操作上没有可行性。两种理论的混合会使划界理论更加混乱和难以掌控。文章指出，日本在东海中海岸线长度短，其坚持中间线的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中国在不足400海里宽度的东海中主张与自然延伸及其相关的划界理论同样难以实现东海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以正确的划界理论指导我国海洋划界实践，早日实现东海问题的实质性突破。     

南方周末：高速通畅和民众受惠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高速公路收费，分成了似乎“势同水火”的两派。一派是部分经济学家和一些车主，主张收费治堵；另一派是庞大的网友群体，主张免费惠民。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对，如加以合适的澄清与界定，可实现合二为一，做到既让高速通畅，又让民众受惠，效率与公平两得其便，社会皆大欢喜。     

“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广告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十二五”期间,特别是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广告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广告产业占GDP比重、广告经营额均呈现增长缓慢趋势,但广告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增长趋势成正比且在广告行业内部结构方面出现转型调整现象。“十三五”时期,新媒介的发展一方面冲击了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呈现出媒介融合、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互动传播的新发展态势,“创新”“融合”等理念逐渐成为广告产业发展的驱动力量。本文以《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为数据基础,结合《广告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与《广告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广告产业的发展做出综述。     

略论艾伦·伍德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艾伦·伍德批判了以“后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核心是主张消解阶级和阶级斗争,通过扩展资本主义民主达到社会主义。该思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退却,对民主有多重误解,对社会主义目标有多重误判。伍德坚持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和历史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为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视角,但也存在忽视其他革命力量,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缺乏系统性等不足之处。     

“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内涵及理论实践意义

“一国两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必须统一，主权不可分割，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在坚持主权统一性前提下，肯定治权的相对独立性，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两制”并存，是实现“一国”的形式；主张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武力，是实现“一国两制”的途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保证。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结构模式及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和保证。正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古人论“廉”与“俭”

廉”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把“廉”与“俭”作为治国及做人的美德。如何达到“廉”即“清廉”、“廉正”的境界？ 古人主张以俭养廉：“节欲”、“寡欲”，就是不贪食、不贪色、不贪玩。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否定——“驳思想多元化”

近几年来,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借“解放思想”为名,一再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竭力鼓吹“理论多元化”和“思想多元化”的观点。他们胡诌什么“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家”,是“近代思潮中的一派”,“不能定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尊’”。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     

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

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虽然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都是基于完善人性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空间所做的设计和构想，它们所包含的境界都是人类和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了其理想模式在原则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天下为公”、“按需分配”；都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生存状态；都坚持理性主义，主张理想世界此岸性。所以，通过对儒家“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融合点，从而为我们现代社会协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实用主义关于“经验”、“物质”、“实在”、“实践”的概念

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一个流派。哲学家对人的认识的起源有两派对立的不同的主张,一派认为人的认识是起源于理性的思维作用,绝不依赖感官知觉,这就是哲学史上的唯理论派;另一派认为感性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泉源,绝不是什么理性的活动,这就是哲学史上经验论派。经验论又分两派,一派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一派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承认感性经验是认识的泉源,并认为这种感性经验是从物质自然界的事物中产生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一方面承认感性经验是认识的泉源,一方     

借势平面广告中“势”的语境性

广告的创作和传播是建立在一定的语境基础之上的,借势广告尤其如此。借势广告有与一般广告不同的独特语境因素——“势”。“势”既是借势广告创作的特定语境,也是它实现语用效果的传播语境。“势”会以微观呈现或宏观隐现的方式融入广告中,并与其他广告语境相关联。“势”具有语境性,广告借势必须识“势”懂“势”,顺“势”而为,因“势”、因品牌、因受众制宜。兼顾时机和创意,将“势”与品牌调性和文化有机融合,方可获得受众认可,乘势“上位”,扩大影响。     

“保护的责任”的新发展及中国的对策

联合国决议、秘书长报告和国际司法实践表明“保护的责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以《履行保护的责任》为主体的联合国文件是将这一国际习惯法具体化和法律化的初步尝试.为应对新挑战,中国应采取以下对策:坚持主张“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四大罪行;完善早期介入机制和预防性部署;坚持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在联合国不能及时反应的情况下,支持区域组织的行动.     

孔子的“仁”与墨子“兼爱”的异同

孔子贵“仁”,但他的“爱人”却存在差等,不能一视同仁。墨子贵“兼”,主张“以兼易别”。孔子“重义轻利”。把义同利对立起来,墨子则“贵义尚利”,把义利统一起来规定为公利。然而,两者之间又存在诸多的“贯通”之处：他们都主张“爱人由己”“推己及人”;都反对私利,弘扬公利;都注重践行。总之,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仁”的继承、批判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