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时代焦虑与都市憧憬——陆士谔小说的上海书写与想象

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是近代小说书写的不尽源泉.陆士谔的上海书写与想象因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揭露都市阴暗的犀利以及憧憬理想城邦的热烈而具有一定代表性.陆氏小说对城市化进程中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磨擦及城市恶之花的蔓延作了尽力摹写甚至夸张处理,充分折射出近代文人对上海都市文化的"非本土化"、非理想化所共有的屈辱与焦虑,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和乡村文明如影随形的依恋.     

清末民初中国藏书观的变革与藏书模式的创新

本文提出了清末民初早期维新派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冲击;进步人士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批判以及藏书模式的创新与中国古代藏书向近代藏书的演变三大观点,并透过较为翔实的史料,阐述了清末民初中国藏书观的变革与藏书模式的创新的演变过程。     

基于清末民初"艺术家"角色的历史建构

清末民初时期,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美术运动使得绘画活动摆脱了"末技"的地位而成为了现代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即所谓的"美术"或"艺术"。画家们在各种美术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起了他们所谓的"艺术家"角色,使他们有了新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形象去适应美术运动的发展。本文以清末民初的上海美术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场域-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重点考察了当时美术场域建构当时意义上的"艺术家"角色的过程和机制,而这种角色建构对于中国画家的职业性质和社会地位变化所具有重要意义。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     

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近代化报刊也逐渐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小说与报刊业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微妙复杂的关系。在清末,小说与新闻业呈同步发展的态势;而到民初,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小说事业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的小说有80%登载在报刊上,民初的登载率又远高于清末。除小说专门杂志外,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以及一些综合性报刊也大量登载小说。其中,小说产量与小说杂志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以小说杂志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作为"共名"的文明戏——文明戏的类型和形态

"文明戏"作为戏剧名词出现于20世纪初,渐渐消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间,不少戏剧现象都被指称为文明戏.据史料分析,文明戏可大致分为清末改良京戏--文明新戏;清末学生演剧--文明新剧:清末民初职业化文明戏--新剧;民国初年天津戏曲--文明戏等.此外,在民间,也有把现代戏曲、话剧、歌话剧,甚至全部现代戏剧称为文明戏的现象.各种文明戏的共同特征是其宣教功能,文明戏在演出形态上的表现与这一功能紧密相关.     

清末民初教学论的知识结构、特征及其影响———以教材文本分析为中心

清末民初,涌现出一批翻译引进和国人自编的教学论教材,它们普遍吸收了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思想和理论,沿袭了赫尔巴特教授论"目的—材料—方法"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并以教师、教材和教法为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教学论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构架得到初步确定;学科教学论初具规模,为其日后发展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基础;呈现出"重教材、教法而不重课程"的总体特征及倾向。这些对中国近代教学论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它必须通过人的物化活动,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这样,人的自由本性又表现为人的自主活动特性和人的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客观上提出了全面发展自己的要求.但全面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自由的,自由既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形成有自由个性的人.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

本文尝试重新讨论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问题 ,指明二者断裂的结构 ,进而阐释事实的复杂性 ,通过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来填塞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在此基础上 ,重新理解真理以及真理的客观性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     

婉约词"断肠""销魂"主题论

婉约词以明净朴素的语言和哀婉凄切的声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园圃中一枝独秀.婉约词中关于"断肠"销魂"主题更是深切地表达出词人或国破家亡,或感伤离别的情感.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婉约词关于"断肠"销魂"主题加以论述.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