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英译的三个层面

从音韵、词汇与修辞、意蕴三个层面分析格律诗英译中的翻译和变通问题.结合翻译实例论述翻译诗歌要尽可能保留原诗的音韵之美,格律诗中的平仄押韵等与英诗的音步韵格之间存在可译性,因此可在不损原意的基础上表现出原诗的音韵之美;中国诗歌的用词、文法和修辞要有适当的译入语与之对应;上乘的译品能再现原作的意蕴.     

格律诗英译的三个层面

从音韵、词汇与修辞、意蕴三个层面分析格律诗英译中的翻译和变通问题。结合翻译实例论述翻译诗歌要尽可能保留原诗的音韵之美，格律诗中的平仄押韵等与英诗的音步韵格之间存在可译性，因此可在不损原意的基础上表现出原诗的音韵之美；中国诗歌的用词、文法和修辞要有适当的译入语与之对应；上乘的译品能再现原作的意蕴。     

古诗词英译中意境美再现的要点及翻译策略

作者采用描述翻译学研究方法,以英译诗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就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再现意境美的三大主要问题作了研究并给出对应策略:其一,掌握保留原诗模糊美感与使译诗具可读性之间的度:尽量保留原诗的意象及结构、弘扬东方含蓄美学文化;其二,译诗读来要符合原诗的情绪、节奏,不要因韵损意;其三,目的语读者无法理解的文化因素采用替代、一般化等变通、补偿手段。     

中国古诗英译中人称指示词的补译

中国古典诗歌中,人称指示词常常被隐匿省略;而英语诗歌中,人称指示词往往不可或缺。因此,英译中国古典诗歌时,译者往往需要补译人称指示词,从而使译文指称明确,再现原诗的主旨和意境。补译人称指示词时,译者既应考虑原诗的创作背景、情景语境和文化内涵,也应考虑译诗的情趣与意境,从而正确地补译人称,达到再现、重构原诗的主旨与意境的目的;有时,译者也可以用恰当的人称指示词来隐替原诗中反复出现、或者不太重要的人名地名、历史典故或者含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从而使译诗文字简洁、意义集中。     

改译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应用——从《梅花》英译本比较谈起

诗歌翻译要求译者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对诗中必要的地方进行变通处理,以确保古诗意蕴的准确传递。本文从分析阐述古诗《梅花》几个英译差异入手,通过实例分析几种变通方式,探讨改译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应用。     

画眉深浅入时无——小议古诗英译过程中意象问题的处理

古诗英译过程中要再现原文意象,适宜采用“散体译诗”理论与多种变通手法;对意象中的文化差异,宜显“异”而求融合,从而推动中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     

英语双关的汉译及可译性限度

英语双关是一个常用的修辞格,文章从定义、语用变迁、构成要素和分类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英语双关成为辞格的关键是利用英语特有的文字形式、音位特征和句法关系 ,即同形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因而它的汉译必然会存在可译性限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一是在可能情况下用汉语双关直译 ,二是采取变通手法 ,选用功能对等的某一修辞格 ,尽可能地保持其修辞效果和语言风格     

试论翻译可译性的理论依据及其转化途径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需要从理论层面加以深化.同构理论解释了文化和语言是如何保证或阻碍跨语际交流的.文章也介绍了一些在英汉翻译中经常采用的把不可译变成可译的技巧和策略,这些技巧和策略就是翻译中的变通.     

古诗英译的语言与视境问题

汉语古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是意合语言的典型。就古诗英译来说,由于英语语言具有形合性和分析性特点,译文若彻底改变原诗语言的意合性形态,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诗的思维形态,并改变原诗的视境。因此,古诗英译时,译者应注重原诗语言的意合性,力避分析性思维的渗入,尽可能发掘英语的意合潜力,努力保持原诗的视境和思维表现形态。     

从"三美论"看《葬花吟》的七种英译本

《葬花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主人公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而写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以其绚丽的意象、悲愤的格调、优美的文辞、铿锵的音韵传唱至今。七位英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注意咬文嚼字,译出了原诗的意境;注意译诗中韵的运用,再现了原诗的音美;注意使用跨行手法,转存了原诗的形关。     

不可译性的哲学审思

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既由于语言的个性而相互对立，又由于语言的共性而相互统一。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不可译性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向可译性发展的趋势，充分发挥译语优势是解决不可译性现象的重要方法。     

从洪堡特的语言观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可译性与否受到包括语言、心理、文化以及翻译方法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从语言的层面来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本文在分析洪堡特语言观的基础上阐述了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问题。分析洪堡特的观点使我们对语言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可译性(或不可译性)这一翻译观的理解。于是在把对语言的认识与对翻译观(可译或不可译的观点)的理解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例证,本文得出结论———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也不能片面地认为哪一种观点更合理。事实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两者。     

完善我国《反倾销条例》的反规避条款

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以及反倾销实际工作的需要并履行我们在入世中的承诺,2001年10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但该条例对反倾销规避仅作了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不利于反规避条款的正确适用,通过对欧盟反规避条款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完善我国反规避条款的几点建议.     

论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历史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文章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事实上是可译的程度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换言之,不同语际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     

从认知角度论可译性的相对性

语言的共性是可译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差异是可译性的认知途径。可译性问题不是一个二分体,而是在文化认知角度下的一个译文确切性问题。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跨文化间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不可译之我见

可译与不可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译者应面对不可译的现象 ,努力摆脱逐词死译和单纯语言对等的羁绊 ,另辟蹊径 ,探索功能等同和美学等效的原则与对策。文化交融和趋同等因素必定会促进不可译向可译转化的进程。     

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及其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即指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原文信息被传达的程度。文章从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出发,通过比较《茶馆》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际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指出具体翻译中译者应持有的原则和方法。     

论翻译的悖论-不可译性

语言的共性、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以及文化的互相渗透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信息转换通道相通、双语可以互译。同时由于语义系统结构的相对性,文化障碍和语言的审美功能导致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然而,语言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不可译向可译性转化的趋向性。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思维的深化,以及文化相互渗透的加深,不可译总是处于向可译的动态转化中。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可译性、不可译性还是模糊性

通过可译(最低层次)与不可译(最高层次)的对比分析,从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等主客观因素出发,认为模糊性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的有效办法。文章把模糊的翻译过程理解为从不可译到可译又向不可译迈进2个阶段,并初步进行形式处理,为下一步用模糊隶属度评价译文与原文的关联度进行量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