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     

清末广东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印和韦乃伦

<正> 一九七八年,广西蒙山县新圩乡北村那婆岭出土了一方铜印.铜印正方形,边长6厘米,厚1.2厘米,此印一半刻汉文“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印”,一半刻同内容的满文(见图).印背右刻汉文两行“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印”、“礼部造”,左刻与汉文内容相同的两行满文.印边两处刻汉文“宣统元年十一月”、“宣统九十八号”.铜印现在为蒙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 那婆岭旧坟地,是清末广东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韦乃伦的原葬墓址.经查阅韦乃伦的墓碑、志文,采访了六、七十岁以上他的侄、孙等人,收集到不少韦乃伦轶事,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他在小黄圃巡检司的一些活动情况.     

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

一九七三年春,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南孤山西坡笔架山顶,窖藏坑内出土六件青铜器,计有:方鼎1、圆鼎2、罍1、簋1、钵形器1件。出土时器物皆立放置,上口平齐,依器高矮坑底呈斜坡状。本期封二选发其中四件,如下: 兽石蝉纹鼎:通高36.5,口径30,腹深17.6,足高14.2厘米,口呈椭三角形,腹较浅、腹下部外鼓、直耳外撇,蹄形足。腹部两层花纹、上部兽面、下饰简化蝉纹、雷纹衬地。夔纹鼎:通高36、口径27.7、腹深17.6、足高14.4厘米,直耳、圆腹、蹄状足、腹起六棱,将腹分为三面六组花纹,每组颈上部     

江陵楚墓出土龙凤纹铜尊

这件铜尊(见底封),一九六六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墓。与出土彩绘木雕座屏的望山一号楚墓一样,此墓也是一座楚国王室贵族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这是其中的一件精品。铜尊直腹、有盖,盖顶部凸起呈园饼形,盖周有鸟形钮四个。器腹呈园筒形,两侧有铺首衔环,便于提携;平底,有三个兽面矮蹄形足,口径24.4厘米,通高17.1厘米。这是一种盛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中,还很少见到。引人注目的是,此器表面那些繁缛华丽的纹饰,是在器表錾刻的凹槽里嵌银加以磨     

监国公主铜印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监国公主铜印为正方形,边长11厘米,通纽高6.3厘米,厚约1厘米,重2.8斤,黄铜质。印背面有台级一层,纽作长方形,其顶端刻一“上”字,下凿刻一“王”字。印文为阳刻篆体九叠文、三行十四字,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见图)。印的正中有畏兀儿蒙文两行,体式很特别、古朴,字体已漫漶不清,经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亦邻真付教授考定,可能为“总管之印”之意。     

略论互助县窖藏金银器的年代、族属与银盘曼荼罗图案

<正>1974年互助土族自治县沙塘川乡五下村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件瓷罐.内装有一批金银器.互助县文化馆得到报告后,即派人前往现场,当时瓷罐已打碎埋没,其形不明.征集到的文物计有金钵1件,银钵5件,银耳杯3件,银盘5件,银手镯2件,银饼2件.承童成海同志美意,笔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观察和测绘.现将研究结果分别叙述.一、器型1、金钵1件.直口,圆底,口部外缘饰一周突弦纹,阴刻浅弦纹.弦纹之间为锥刺卷云纹.口径8.2、高2.6厘米(图1)     

明武当山金龙玉简与道教投龙

一九八一年湖北省丹江口市武当山紫霄窝发现一处窖藏,出土几件重要的明代道教文物.其中,有稀世罕见的赤金龙一条,长11.5厘米,重15克;玉简一件,长29、宽1.5厘米,正面镌有铭文,背面刻道符一通.有关刊物曾予介绍,可惜所附照片甚为模糊,释文多误,功用亦不明晓.经向武当山文管所信询,承惠赠三张较为清楚的照片,并知还有一件玉壁同出.几做爬梳对比,方悟此次所出三物的宗教功用相一,是目前见於公开报导有实物可凭的唯一一组较为完整的道教投龙活动遗物,对传统宗教文化的研究很有意义,亦为弄清中国古代道教在名山大川的投龙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和启示.     

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士庙街小学附近,曾出土正始三体石经(康诰)残石一片,仅有表刻尚书,无背刻。(图版三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于地下四公尺三寸处,又挖出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一片,表背都有刻字,已移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案:儒经刻石,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其后六十余年,即有正始三体石经之刻。这是因为“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正始年间,(公元二四一年)又刻“尚书”和“春秋”两部古文经,与汉石经同立于洛阳之太学”。所谓“又立一(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因魏时刻的石经是古文,非人人所能认识,故在每一古文之下,加入小篆、隶书;因之,后     

“■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

<正> 1981年春,莱阳县前河前村出土了一件有铭陶盉,肩铭十四字,流名二字,腹铭二字, 共十八字.铭文考体古拙,非刻、非印,乃用竹木器划于湿陶胚上的,笔触有粗有细,有起有落,并有顺势连出的行出风格,流畅自如,系胶东关岛首次发现此类文字;其字数之多,特点独具,尚属他国军见.有的字为殷墟卜辞的不见,肯定比卜辞原始.顺此这件陶盉铭文的发现,为探讨我国古文字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研究山东部古国和莱夷古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目前对此嚣年代和和铭文意义尚难确知,现仅参证卜辞、金文等有关资料作些初步解释、权作抛砖引玉.     

河南临汝仰韶陶缸彩绘图象考略

1978年11月间,河南省临汝县纸坊公社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彩陶缸,缸呈圆筒状,形体高大,通高47、口径32.7、底径19.5厘米,砂质红陶,敝口、厚圆唇、深腹、平底,口沿下有6个对称的鹰嘴形泥突,其中两个已残,4个完整,底部中间有一小圆孔。缸的一侧,绘着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色巨画——“鹭鱼石斧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原始社会最大的一幅彩陶画。类似的陶缸均无彩绘,曾在伊川土门发现过,所以一般称之为“伊川缸”。伊川缸系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遗物,是成人二次葬的葬具。据同类遗址碳-14测定的数据,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300-4000年。此缸现存河南省博物馆。我们仅就缸上的彩绘图象考略如下。     

曲阜县发掘两周时期的几座大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山东省文物部门在曲阜县城以北鲁故城的西北部、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墓和六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型墓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出土铜器中鼎、盨、壶、簠、盘等九件带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名姓。有一制作精美大方的“戎壶”,上面铸“侯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的盛水器皿。有一铜盘,三足铸成三个光身赤脚的奴隶,肌肉线条,面部神态,清晰可见;盘上两耳作两牛匍卧,栩栩如生。其余铜器     

鄂伦春佐领图记考述

1957年5月9日至7月8日,笔者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努图克(区)讷门高鲁和托高鲁两个鄂伦春族未定居点的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的一天中午,原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末代佐领新君老人偕同讷门高鲁中所有老人约10余人,来到调查组驻地,新君老人用双手捧着“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交给调查组负责人。这方使用了六十多年的佐领铜质图记,他们作为珍贵文物赠送给调查组,这是在内蒙古境内搜集到的唯一一方鄂伦春佐领图记。 这方图记的印文,是用满文篆书所刻,汉译为“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印背右边刻有汉文楷书图记印文和“礼部造”;左边为满文楷书图记印文。印侧右边为“光字八百七十六号”;左边为汉文楷书“光绪十年四月 日”。图记为铜质方形,5.5×5.5厘米。椭     

对中国古小说思维的文化思考——评段庸生《中国文言小说思维》

清人百一居士把自己的小说名之为《壶天录》,说:“夫录曷为以‘壶天’名也?盖壶之为器也小,而能分时日之朝暮、晷刻之长短,所谓日向壶中特地长者,则壶中一小天也。以壶中而论,天则不啻坐井观天之喻,而所见者终小也。独是人生百年,孰不同此壶中之岁月。一壶虽小,固有即天地造化万事万物之理,而翕受于其中者,远窥六合,近徵一室,要皆可以壶天赅之。”表明“小”中藏着巨大的空间——以小见大的内涵意义。以“思维”作为一部学术专著的书名,似乎有些细小琐碎之嫌;但看完段庸生所著《中国文言小说思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觉得此书之…     

冯玉祥《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考

在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的西享堂内 ,有一块19 33年所立的《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 ,它是冯玉祥将军第二次在泰山隐居时 ,为郭松龄将军撰写的被难记。碑高 196厘米 ,宽 90厘米。碑阳、碑阴各刻文 2 0行 ,满行 4 6字 ,凡 4 0行 1776字 ,字径 3 5厘米 ,冯玉祥撰文 ,王易门隶书。方首而无题额。众所周知 ,郭松龄并没有参加过辛亥滦州起义。冯玉祥在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中竖立此碑 ,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和他一起联合“倒奉”并在失败后被杀的同盟者———郭松龄夫妇。该碑以较长的篇幅 ,回顾了冯玉祥“联郭倒奉”的经过 ,是研究第二次…     

战国秦汉漆器铭文浅论

战国秦汉漆器往往在其底部内外烙印、针刻和漆书少者一、二字,多者几十字的铭文。它们大多是制作时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数为使用者刻写的。这些铭文、题记不仅对研究漆器手工业的性质、生产程序和产品销路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文献。我们根据出土该时期的漆器铭文,将其内容大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带“亭”、“市”、“工官”戳记;二是写有使用者姓氏或兼吉祥祝福之言;     

“伯禹腹鲧”与库瓦达制

《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愎应从一本作腹,“腹鲧”犹言腹于鲧(《天问》颇具此种寓被动式于主动式之句法,如“惊[于]女采薇”“何卒官[于]汤”)。《山海经·海内经》郭注引《归藏·启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23、《路史·可后纪》注引作:“鮌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鲧有腹禹、生禹之故事实无疑。然另一传说,禹系其母吞物破腹而生。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女嬉……剖胁而产高密(禹)。”《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注引《帝王世纪》:“修己……臆圯胸折,而生[禹]于石纽。”《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高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柝(拆)胸而出。”《竹书》沈约注:“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近世学者或谓曲折反映原始产科手术。此与启母化石、石破而生启之传说基本同型,记载虽晚而其事甚古,盖母系氏族社会之观念也。而《天问》《归藏》却谓伯鲧腹禹,父权已有抬头之势;自修己破肚生禹至伯鲧剖腹出禹,其间殆有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递嬗衍变之蛛丝马迹可寻(鲧禹似已实行“对偶婚”)。     

明初哈立麻晋京朝觐与“荐福图”的诞生

明永乐五年（1407年）,乌思藏藏传佛教领袖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汉籍称哈立麻）奉旨晋京朝觐。其间,在南京资设普度大斋,为太祖皇帝及皇后“荐福”。由于法事活动进行成功,永乐皇帝敕封哈立麻“大宝法王”封号,并将14天的荐福活动中出现的种种奇景命画师逐日画出,配以五种文字说明,形成了长达4968厘米长、66厘米高的“荐福图”。该图是当前西藏保存最大型、最完整的反映明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之间建立臣属关系和私人友情的历史长卷,是弥足珍贵的绘画精品。它对我们今天研究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和西藏宗教发展史,以及明朝初年佛教在内地倡兴、民族文字的使用交流情况,均有重要的实证和参考价值。     

夏目漱石与丰子恺

中国著名艺术家丰子恺对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的文章多所谈及和称引。细读两人的文章,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不懈探究;二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神往;三是对艺术、艺术家的近似理解;四是对“非人情”、“绝缘”认知的相似。而两人最大的共同之处则是“超脱现实”。与众不同的是,超脱现实只是一种表象。在作品的背里进行社会批评才是真正的用意。     

馬寅初“新人口論”的资产阶級本質

最近几年来,馬寅初大談特談我国的“人口问題”。而且偷用了很多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企图伪装成“馬克思主义者”,以便使人相信他的“新人口論”在立場上和馬尔薩斯是“不同的”,是“对抗”馬尔薩斯的“新学說”。并且自吹自擂地说:这种“新学說”是“永远可用,而且时間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更多,适用的范圍愈广,学說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馬尔薩斯学說送到坟墓里去”。但是,事实是最公正的見証人,无論馬寅初如何吹嘘和伪装,他的“新学说”,无非是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贩卖过的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再版,是与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彻头彻尾的馬尔薩斯主义,是与我們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完全背道而馳的謬論。对这种极其反动的学说,我們必須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凤头斤、“暗纹”矛

<正> 此凤头斤(图一)、“暗纹”矛(图二)系1982年12月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兖石线筑路过程中发现于临沂市相公乡王家黑墩凤凰岭春秋晚期墓葬中。该古墓除墓室外,尚有车马坑,器物陪葬坑;出土遗物三百余件,墓室内殉人十四具。凤头斤发现于四导殉人足下部,“暗纹”矛发现于陪葬坑。凤头斤凤首,鼠形冠,鸟尾,斤由凤咀中吐出,刃部圆饨,椭圆形銎,内有残存木柄。斤刃至尾部长20.7厘米,冠顶至銎底长11.6厘米,斤宽2.9厘米,长11.1厘米。凤头斤造形奇特,制作极为精致,又刃部圆钝,从形制特征分析,此物骀非实用兵具,应是墓主生前所用权杖或仪仗一类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