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司马迁及其《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建国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问题不断深入,成果可喜。但近年来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史记》“曲笔”刍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早为学界所公认,无须赘述。其中,它最为学者称道的,是它忠实于史实的“实录”精神。稍后于司马迁的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一部史书,能做到“文直”、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从古籍研究到学科建设--评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

继《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之后,勤奋的张新科教授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新的力作———《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出版)。通读这部新著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与此前出版的《史记通论》、《史记教程》这些著作相比,《史记学概论》与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学”字。学,指的是一项专门学问,也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西汉扬雄在《法言》中发表片断《史记》评论到今天,《史记》研究已经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古今中外研究《史记》的论文不下3000篇,论著不下300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史记》研究的层次都…     

《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

《史记》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形态的大书,它在三个方面可以称为文化典范,一是中国正史的典范,二是中国文章的典范,三是中国人物行为的典范。作为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史记》把民族记忆写进了历史,为中华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体的根脉,在历史的纵向演进中展示了横向融合,是中国多元一统历史观的伟大尝试。《史记》具有诸子著作写作情结和先秦诸子思想自由的遗风,司马迁不仅从民间实地获取材料,而且获得民间思想,改造了历史写作的形式,他的历史观也因此带有深刻的民间性和开放性。《史记》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反应了人的意识觉醒的新主题。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所塑造的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久远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把它放到模塑中国精神这一高度去认识。     

在超越与探索中行进--评张强教授的新著《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从西汉算起,《史记》研究已走过两千多年的历程。在这一时间里,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乃至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史学研究中的显学。回顾《史记》研究的历史,其成果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无论是司马迁生平事迹考证、文本章句阐释,还是思想义理研究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果一方面为推动《史记》研究走向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内容上的重叠也给《史记》研究带来了困惑。近读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我以为,这部专著的问世从正…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文化之大成──《史记》系列大辞典《文化卷》前言

一《史记》不单是一部万古不朽的史学巨著、文学巨著，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是司马迁对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大整理。这部文化巨著，体大思精，俯仰古今，纵横万端，无所不包；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美学、伦理、科技、医学等都广采博收，兼容并纳，上至天文，下及地理、典籍著述、诸子百家、礼仪典制、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文学艺术、山川风物、神话歌谣等等，是一部集先秦汉初中国文化之大成的大百科全书。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产①。从史学和文学方面给《史记…     

论《史记》的三种继承与三个创新

我们说《史记》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它将历史著作的实录与叙事文学的创作、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融为了一体,这种双重意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或者叠加,体现了它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写作上的新拓展,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探索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宏深蕴含,其具体表现在《史记》的三种继承和三个创新上。     

试论非文字材料对《史记》撰写的影响

非文字材料对文字材料的印证、补充、修正,是《史记》取材中常见的现象。本文从《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传记入手,对这种现象作具体的分析。通过分析可知：非文字材料对《史记》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认识的深化、全传的结构、艺术魅力。     

浅析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思想——以《史记·晋世家》为例

本文从分析《晋世家》叙事结构出发,通过勾勒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为史料选取的标准,即以“六艺”为考核《春秋》、《左传》和诸子百家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一事实,揭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在建构历史叙述中,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贯穿并决定所有史料选取的最终标准。     

对于“淫秽物品”的认定研究

对于淫秽物品的认定,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有着明文规定,但对于如何认定淫秽物品,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淫秽物品的认定不同。本文通过对淫秽物品的载体范围、淫秽物品“淫秽性”的判断标准、淫秽性与科学性、艺术性并存时淫秽物品的判断等几个方面出发,对于应该如何认定淫秽物品进行详细讨论。     

中国问题:文艺学研究的当代性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学艺术也不断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文艺学正是在对现时代文学艺术变化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双重反思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近些年来,文学创作日益呈现出边缘化和多样化的局面,而文学理论则在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不断 "越界"、"扩容"。如何认识文学创作在人类精神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认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及其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在中南大学举行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三位长期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结合自己从事文艺学研究和参与文学理论重大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清官"考辨

本文考证了从循吏、清吏到清官的名词演变,指出古代清官中大多数不仅生活清苦,而且在官场中也大都是蹭蹬不得志,在古代人治和等级授职制下,十官九贪,指望依靠一个或少量清官反贪,不过是痴心妄想。本文着重说明了清官与公仆的区别,强调了贯彻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对于惩治贪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史记》中王道政治摭析

王道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司马迁认为王道治天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司马迁以王道标准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史记>中通过大量的史实,从对上古三代帝王的修德、修政;秦朝的兴亡;楚汉相争的成致;汉初的与民休息;文景盛世的辉煌;到汉武帝政治的功过的评论;有力地证明了帝王政治兴衰与王道的关系.     

《史记》《汉书》关系新议

司马迁《史记》载录五帝至汉武3000年史事,勒为一书,共52万多字,开纪传体史书之先。班固《汉书》约80万字,记前汉一代史事,其中汉高祖至武帝太初以前,内容多据《史记》。今考《汉书》参考《史记》之篇章多达61篇,因此,《史》《汉》对读自《汉书》书成以后屡有出现。《史记》成书以后,流传不广,甚至因"微文刺讥"而号为"谤书"。至于《汉书》,极载汉之盛德,传习者众,评价似与《史记》迥异。其实,二书内容相同之处甚多,何以一为"谤书",一为歌功颂德之文?据二书互见之文,可见其中之《春秋》笔法,以及班固《汉书》之史家精神与微言大义。     

关于《澳门学》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提倡<澳门学>是因为澳门400多年来,沉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文化的基因,形成今天独特的澳门文化模式,而这种文化模式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有独特的意义.<澳门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澳门文化,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思维主导人的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结构分析和综合分析.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小农经济的传统与现实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中心之一。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同时包括哲学所、宗教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中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一个跨所、跨部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精研各类文献,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问题,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过程将予以特别关注。本刊编辑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特地邀请研究中心的主要科研人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主题开放的笔谈,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