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忠实”的度

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对“忠实”的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使得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就导致了对原文的不同的“忠实”的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如赞助人、读者群、原语和的语地位等。因此“忠实的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游离于“绝对忠实的译本”和“创作”之间的点的集合，即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本。     

从目的论视角看“忠实”的度——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

长期以来,中西方传统译学都将“忠实”或“对等”视为翻译的绝对标准。基于目的论对“忠实”的论述,以《三国演义》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从故事情节描写及文化内容两方面探讨泰勒和罗幕士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不同,两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大相径庭,导致两译本对原文存在不同的“忠实”度,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忠实”确实存在度的问题。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边城》两英译本解读

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边城》两英译本,以期找出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外译的原因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方法,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语接受者、译者与发起人之间关系等影响翻译的因素,得出戴乃迭译本倾向于异化,金堤和白英译本倾向于归化。两译本都尽力本着忠实于原文和忠实于读者的态度,遵从了忠实原则,同时他们竭力实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     

由封闭阐释走向开放阐释——读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原文与译文"、"可译性"、"忠实"等诸多的翻译思想.本雅明的理论否定了读者的主体地位,指出译作不可能绝对忠实于原作,译作和原作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传统翻译的忠实观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本雅明的理论为我们理解翻译和进行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译者：一个新的忠实对象

对翻译应忠实于谁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总是试图从译者主体外部为翻译寻找参照对象。文章在充分考虑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新的翻译忠实对象,即译者本人。文章分析了对译者的忠实在翻译目的、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就这一新的忠实对象与以往研究中的忠实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汉语新词语的英译原则及策略

结合"忠实"和"通顺"翻译标准,提出了英译汉语新词语的四项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并分析一些翻译新词语实例,还给出了三个具体翻译策略,以便译者作出有效的翻译.     

英汉翻译中的相对忠实性--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翻译要求真实地再现原语的信息,但是意义和形式的绝对对应是不可能的,只能得到相对忠实.此现象的存在有其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指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的差别,以及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心理的差异;主观因素主要体现在译者身上译者的理解、表达方式和再创造.主、客观因素同时起作用,影响了翻译的绝对真实性.     

“认知语境”与“翻译表诀”——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

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对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知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标准的原则问题.有关翻译标准与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是在"认知"与"表达"上的不断争论与妥协.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认知程度的不同决定翻译的水准高低,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认知的差异.从"认知"角度来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翻译似乎无确定的标准,然而,归根到底,译者在"认知"基础上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能离开"准确"和"忠实"这个根本."准确"是对译作的效果而言,是相对的,"忠实"是对译志的态度而言,是绝对的.     

翻译伦理再思考

翻译伦理作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刚刚开始,文章通过对翻译主体间伦理的系统回顾,指出翻译主体间伦理的讨论不能单纯强调译者单方的责任或权力,其他主体如赞助人、评论人同样对于理想翻译的语言或文化动因的实现负有责任。同时,对译者忠实于文化间伦理的必要性、作者给予译者不忠实的权利、Lefevere有关中西方忠实策略的不完善之处、译者的可读性、责任的相对性以及赞助人的多层次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后现代性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多方面有其契合之处。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研究女性主义翻译既可以研究性别差异、翻译的忠实概念、被父权压制的翻译、译者及女性译者身份的光复,又可以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干涉策略、权力政治意识、语境意识、语言策略、翻译修辞的修正,以及身体翻译等女性主义翻译的恒常性话题,有利于从另一角度廓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体系的全貌。     

普通医学翻译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翻译是译者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应尽最大可能使译文“忠实”于原作,作为科技英语之一的医学翻译也应遵循这一规则。但从现实情况看,译者们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不能使译文“忠实”于原作。本文仅就多数译者在从事普通医学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对应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论翻译标准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翻译标准、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动态的和民族的;原作者、原文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既有其同质性也有其异质性,所以,翻译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对等和忠实",也不存在单一或统一的翻译标准.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提升译作的翻译效果,＂忠实＂原文是必要的。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一味强调＂忠实＂,就无法真正显示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明确的是：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在制约因素既定的前提下,选择＂忠实＂与＂灵活＂的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只有结合实际翻译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翻译出成功的作品。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作家译群研究——论林纾获奖译作中被误读和消解的基督教

1915年至1918年,翻译家林纾有26种译作获当时教育部奖励。这批译作里,林纾与其合作译者对基督教相关内容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策略:一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二是有意误读,改造了基督教内容,或者刻意进行淡化。论文以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相关翻译理论对译本进行分析,从译者、社会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三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原著与译文的例证比照,揭示了译者对基督教内容采用不同处理方式的缘由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①      

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翻译与接受——以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小说《满巴扎仓》汉译为例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两者不是绝对独立的,可以相互补充并存,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考虑读者的接受,对不同因素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以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小说《满巴扎仓》的汉译研究为例,从语言、文化、文体等层面入手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读者接受情况,力图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这一处于边缘状态的文学形式的翻译与影响做一客观的分析。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