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

文章通过以燕窝为代表的海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展现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的面向,将燕窝消费、贸易和生产网络视为一面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透镜,以此超越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乡土"视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文章大致梳理了燕窝在中国大陆的消费、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和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生产情况,指出"海洋"以观念和实在的海产消费、沿海港口贸易等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元素。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

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明确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提出其在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在目标、道路、教学管理、人才培养、教师兴趣等方面作出选择.     

转轨过程中的若干会计问题：会计教学与实践研究

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在全面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若干新问题 ,从作者会计教学与实践问题研究的角度上探讨了资本计价和资产评估、会计信息与投资回报、会计方程的表达等问题与中国特色的关系     

中日诗歌的英译对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

文章从比较诗学入手,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英译在题材、风格、格律、句法、审美等方面对意象主义诗歌产生的影响,从而论证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外籍留学生“中国及中国品牌手机”认知和评价的实证研究

美国学者Schooler在其1965年的文章中提出了产品的来源国形象会对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与评价产生影响。本研究显示外籍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内涵及社会发展评价积极,印象深刻,并认为中国品牌具有覆盖面广、产品类型丰富多样等优势,对中国品牌手机的功能、科技含量、性价比等优势较为认可,但认为中国品牌在质量把控、宣传推广力度以及品牌价值内涵拓展等方面仍有不足。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本文从认识的对象和层次，从起源和产生的先后，从发展中出现的学术分化，从存在形式和实践意义等方面的区别，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不同于哲学辩证法和一般政治思想。指出在战国后期和西汉时期，已出现了较为集中地阐发辩证性政治思想的专门著述。在与中西方同类思想的比较中，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政治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特点。文章还论述了这项研究对于认识和发展哲学辩证法、深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认识、形成政治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在现实的政治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决策等方面的意义。     

以学派观看待杜威中国学生院中国杜威派学人思想及其影响

20 世纪上叶，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学人在研究践行杜威教育思想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杜威派。文章在研究杜威经验主义教育思想核心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杜威派学人的师承关系及他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揭示了中国杜威派学人对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意义。     

避门深山 卧游千里——从元朝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浅析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审美

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诸多审美要素中,构图章法是其构架画面的主要方面,比笔墨技法、着色附形等则起到大处着眼的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王蒙的代表作《葛稚川移居图》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传统山水的构图审美。     

“入世”后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探讨

文章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 ,对中国在生活方式、文化、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影响 ,提出了改革与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措施。     

《漫游随录》中所塑造的英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在三年的时间内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英国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在游记<漫游随录>中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英国形象.可以说,王韬对英国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英国认识的最高水平.基于近二十年与英国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独特经历,他深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他笔下,英国被有意无意地美化成为一个理想国,其目的自然是为近代中国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林乐知和《万国公报》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萌生阶段,外国传教士起了较大的启蒙作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先后举办过中西学院和中西女塾,并创办了《万国公报》。在办学和办报的活动中,他宣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创办近代教育事业的意义,主张选派留学生,建议设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体制。林乐知在华的教育活动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是美国公理会1869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在4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直从事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活动,先后担任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的监督(校长)。他的教育实践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积极介入西学输入。他在1902年后相继出版了《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4部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们也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胡适的高等教育思想述评

胡适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虽然在政治上他一贯反对共产党 ,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却成绩显著 ,著述甚丰 ,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 ,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对其的深入挖掘与整理 ,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裨益颇大。     

清末民初蔡元培对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传播

清末民初,蔡元培在投身新式教育、从事革命活动以及留学德国期间,积极译介和传播进化论伦理观、互助论伦理观、包尔生的调和论伦理学、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等西方道德哲学。他用西方的价值观与科学方法发掘和探索中国古代伦理学遗产,取得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他在儒家伦理价值基础上,融合西方价值观和伦理学说,建构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体系,并把道德教育改革从思想理论层面推向了制度和实践层面。     

蒋百里的社会主义观述评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他还曾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极大的热情,是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之要角。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必经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经过了这一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阶段,所以他不赞成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还主张阶级调和和社会改良。他的这些思想固然并不正确,但在当时也是可贵的,而且今天看来,也有某种合理性,如认为中国最终要实行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也应借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等。他的主张显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终极关怀。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冯桂芬书院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改革思想

冯桂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等著名书院20余年,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和教育思想。他不仅提出改革书院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等主张,而且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种种办法,力主全面、深入地向西方学习,从而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对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