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组别生育率

由于妇女生育能力与年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还必须通过不同年龄组别妇女的生育率的比较来了解妇女生育的趋势。年龄组别生育率指的是某一年龄组的妇女全年所生育的活产婴儿数与该年龄组妇女总人数的千分比(通常以五年为一组,15—49岁的育龄妇女共可分成七组;也有以某一年龄单独分组的,如25岁妇女为一组)。例如,拉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5年时其20—24岁年龄组的妇女的生育率为     

中国60岁以上老年妇女生育状况研究

老年妇女生育指的是既往生育史,属于历史人口学研究范畴,在生育率统计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某一批老年妇女完全生育率观察值的分析,直接描述出该批妇女经历年龄的生育水平和特点,并用以与不同时期、非同批妇女生育率和同批妇女不同时期生育率的比较研究,探索生育率变动的基本规律。本文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对60岁以上老年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初步分析。一、老年妇女生育率的基本特点生育率就其发展状态而言,大体可分为自然生育率和抑制生育率两类。所谓自然生育     

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关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探讨

无论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分析还是对人口预测来说,妇女按龄生育率都是一项重要的参数。按龄生育率反映了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也称为生育模式。因此,探讨生育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也谈总和生育率

读了《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五期《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总和生育率指标》一文,感到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分三个方面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 该文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是分年龄生育率的一个综合表现形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总和生育率难道只是反映年龄别生育率相加之和,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吗?不,总和生育率虽然是根据某一年年龄别生育率累加计算的,但它的涵义不再局限为年龄别生育率之和。众所熟知,总和生育率的涵义是:刚进入育龄期的妇女,如果一直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则她们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将为该年年龄别生育率之和(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     

浅谈人口预测中生育率参数的一种处理方法

<正> 人口预测,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指导计划生育工作和加快“四化”建设步伐是十分有利的。人口预测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总和生育率是用横向法来观察某地区某一年(或某一时期)内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总水平的,它等于该时期内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因而它不是反映某地某一个妇女或某一批妇女的平均实际生育数,也不是反映该时期内所有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     

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由于它抽象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人口再生产的分析中,起特殊重要作用。但对这一指标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一说它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直接、最贴切的指标”;一说它“不能说明平均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的子女数……,更不能据以评价一个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好差”。因此,阐明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性质,分析影响它变动的各种因素,把握在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情况下,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评价这个指标在计划生育指标体系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     

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农业和非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差异进行讨论分析,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分别分析年龄结构标准化下的年龄别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结果表明: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有利于提高一般生育率,农业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流动妇女;婚姻构成(如有偶率、初婚年龄)和婚内生育率(生育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育率反弹是我国八十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

纵观一个人口或若干人口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不同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具有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生育率在15～19岁较低,这是由低向高转变的加速阶段;20～30岁通常达到峰值,然后逐龄加速下降。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时间的年龄别生育率差异也是不同的,有的差异很大。 在控制条件下,生育率峰值在20～24岁之间的,称为早期生育控制型;生育率峰值在30～34岁之间的,称为晚期生育控制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即生育率峰值在25～29岁的,称为中期生育控制型。从中期生育控制型向早期生育控制型逆向转变,以及其间峰值年龄别生育率前移等连锁性逆向前移,就是生育率的反弹现象。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一九八一年我国已婚妇女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一、已婚生育率指标及其分析意义 目前,我们考察妇女的生育率水乎及其变动情况,通常采用的是按育龄妇女口径计算的一套生育率指标,即育龄妇女生育率。实际上,生育率指标还可以按照已婚育龄妇女的口径计算出一套已婚生育率指标。其中,已婚妇女年龄别生育率(ASMFR)是最基本的指标。已婚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累计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都是在ASMFR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ASMFR     

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很多。通常,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同时,一定的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对它也有影响,所有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叫做独立变量或自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对生育率水平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们对生育率的作用却并不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形式,而常常是通过一组中间生育变量作用于生育率,即通过中间生育变量的那些行为和生物因素来影响生育率。这种情况尤其在人口政策的有力于予和宣传教育的强大影响,以及医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节育措施广泛传播的今天,更是如此。例如:当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时,不一定就直接地即刻引起生育率的显著变化。然而,如果妇女哺乳期普遍缩短,则生育率往往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妇女一般在哺乳期无生育能力)。相反,当避孕措施被普遍采用时,生育率又会显著下降。总之,这些中间生育变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直接地影响到生育率。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总和生育率隐含着妇女初婚年龄分布的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能充分揭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本文以寇尔（ＡｎｓｅｌｅｙＪＣｏａｌｅ）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方法，从城乡、孩次、地区类型等方面切入，采用婚后年数生育率法，得出消去婚龄影响后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态势，由此反映近２０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规律，并定量地说明婚龄对控制生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了晚婚、晚育在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料学性及其深远价值。     

一个"不落夫家"壮族社区的生育分析

以往相关研究认为,“不落夫家”习俗可以起到抑制生育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立坡屯这个“不落夫家”壮族社区的原始人口资料发现,该地区妇女的生育状况与其他地区相比确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妇女虽早婚,但早育者较少;妇女多孩生育问隔期比较长,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生育孩子数量的增加而缩短;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出生率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可能是“不落夫家”习俗及地理条件、食物结构、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我国三十年来婚姻和生育模式的转变(1953-1982)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重要的生育指标之一,它排除了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和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生育水平。然而,尽管它排除了若干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仍然受到婚姻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受到婚姻和生育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样,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仍然不能完全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化。当人们对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比较分析时,往往不能直接看出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甘肃省妇女生育率初析

本文依据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率育生抽样调查资料,通过定量分析,对甘肃妇女生育率作如下探讨。一、生育率变化的历史趋势 1949年以来,甘肃省妇女生育率和全国总趋势基本一致,也经历了“波动的高水平”和“急剧的持续下降”两个大的时期。其特点是: (一)生育水平在高基础上的波动和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