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答威尔金森先生

1973年10月,我们收到英国伦敦大学威尔金森先生(Endymion Wilkinson)从日本东京寄来的一封信,内称:“我现在写这封信告诉你们,我刚完成了你们1959年的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59)的英文翻译工作。”“目前,我正在为该书写引论,试图把你们的重要发现跟日本和西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当时,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未能对威尔金森先生的来信作复。直到1978年底收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再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答朱建同志

《学术月刊》1961年第四期刊载了朱建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景甦同志与我合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以下简称《性质》)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朱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出现是在廿世纪初年”,作者认为1901年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建立的金坛茅麓明农公司以及1921年至1936年间在苏南建立的七十多处农场,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如果以此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那种庄园式的生产关系比较起来,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的”。看来,“朱文”的结论部分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性质》一书所确定的结论,并不是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距发展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一段距离”,而是把它说成有如1901至1936年间在我国出现的那种现代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朱建同志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同样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是有别于现代型农场企业的。因此,凡“朱文”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部分,本文将不作答复。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只是:(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是否“还非常疏远”?(二)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是否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和“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不妥之处,请朱建同志和读者指正。     

清代中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山东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谷物、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成为重要的商品,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交换市场。商业资本的活跃与水陆交通发达地区工商业城镇的繁荣,成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此前提下,农业生产中出现于雇工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中也出现了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山东封建经济中孕育,并在道光年间有了缓慢的增长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正>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十年代曾有热烈讨论,近年来又深入一步,论著甚丰。作者因参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工作,晚近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自属初学,所见甚短。谨将学习中的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前辈和专家。     

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

本文认为,由于台湾特殊的生态环境,清代台湾大多数垦号一开始便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方式,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台湾垦号确实已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然而,闽粤移民固有的合约制宗族在本土环境中并不能演变出这种具有现代资本意义的土地垦殖方式,在台湾地区的拓垦期结束以后,资本主义性质的垦号也向封建租佃制转化。据此可以认为,在中国特定的人口增长背景和中国产权继承制度下,学者们定义的“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没有发展的前景。因此,“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近代农业雇佣劳动的社会性质问题——与朱建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新的变化。在农业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普遍了,商业性农业发展起来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也逐渐扩大起来。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上雇佣劳动的使用也普遍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趋势加强,农村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其中在经济较发达的江、浙、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农村中大批破产的农民,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的抛弃家室,走向城市找寻雇佣工作,一部分则成为农业的雇工。到二十世纪初期,在农村中出现近代性的劳动力市场(如浙江嘉兴县和河北的坝县),证明农业生产上雇佣劳动的使用已经大量地发展起来。农业上雇佣劳动的普遍使用,表示我国近代农业中新的因素的成长。确定我国近代     

再论资本主义萌芽——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补充意见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近年来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之一,有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独到之见。作者也曾在五十年代中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后来又写了一篇专题论文:《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收在拙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下)中,陈述了自己的管见。随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断     

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杨师群先生商榷

本文从“雇佣劳动”、“城市政治斗争”、“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就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中的观点提出问题,与之进行商榷。文章从具体的材料运用、研究方法、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探讨所具有的史学意义以及如何对待史学遗产等方面,指出了在比较研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 ,也要对生产方式本身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 ,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 ,故而中国的营利性商业社团 (合伙乃至公司 )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 ,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 ,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 15— 18世纪的资金市场 (金融信用 )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 ,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 ,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 ,有的进展缓慢 ,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清代社会及养老问题研究——评《清代政治与社会》

<正>《清代政治与社会》一书是我国著名学者郭松义所著,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之一。书中收录了郭松义研究清史的多篇论文,内容涉及清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论述生动。综合来看,该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内容丰富生动郭松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清代历史,专注于清史研究多年,理论学识深厚。该书是郭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汇编,收录论文18篇,内容涉及清代人口、军事、法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的商榷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是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孙克复、关捷同志在《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刊《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商榷》)一文中坚持“农民政权说”,对“新封建政权说”表示异议。主要论点,都是针对拙作的。对这篇文章的观点,碍难同意,特提出商榷,以明辨是非。拙作主张太平天国是新封建政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据,《商榷》是同意的,但同时以巴黎公社为例说明太平天国是不具备经济基础的“农民政权”,这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不作论述,谨就下面两个主要问题,提出商榷。     

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评《丑陋的中国人》兼与《编后记》作者商榷

最近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省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一本,还专门为它写了《编后记》,加以评论.该书虽然指出一些中国人的丑陋现象,对我们有些启发,但从全书来看,不仅作者指出的“丑陋”内容,而且其谈及革除“丑陋”的方法,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年青人丧失自信心.而《编后记》却说柏杨先生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先生的思想,它必将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历史性的重大作用”等等.这不仅是赞誉过分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问题,应该予以澄清.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关于国有经济性质定位的辨析——与《1996—1997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作者商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应取何性质定位?这关系到国有经济改革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和成败,有必要进行认真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1996—1997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一书(以下简称《趋势》。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书),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明了观点。①笔者有相反的看法,提出来与之商榷。     

关于《中国文学史》一书中的批判继承問題——与《中国文学史》编者游国恩等同志商榷

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它出版以后,我们曾采用作为中国文学史课的教材。一年多来,我们在备课中曾多次考虑、讨论该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題,特別是学生们所反映出来的大量意见,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漸漸地感到,这部《中国文学史》虽然有其一定的成就,但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现实意义

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已经发表45年,但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并没有过时。如该书关于工业化的定义的论述,关于工业化连锁运行机制的论述,关于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结构与制度的变化的论述,关于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关于工业化的进展程序和阶段、速度的论述,关于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的论述,如此等等方面的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     

关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与束世征先生商榷

束世征先生在去年《新建设》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关于解放前四川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意见,认为“截至民主改革前为止,凉山彝族的主导的生产关系还是领主农奴制,但已是趋于没落的领主农奴制社会。”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束先生的论证是从土司制度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