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公司的权利结构与制衡机制──兼论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在现代股份公司的权利结构中，经过“财产初始所有权—个人股权—法人产权—法人产权进一步分解”的演化，初始所有权不断弱化。股份公司内部的权利制衡机制与外部市场制衡机制能够克服初始所有权弱化并保障财产初始所有者收益的最大化。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极不规范的根本症结在于基本产权关系结构安排不科学。应当在坚持国有企业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促使全民所有制通过国有经济完成总财产的人格化，再由国有经济通过组织单个国有企业完成总财产的具体人格化，实现国有企业基本产权关系的重组。文章最后就我国国有经济与现代公司制度的对接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论定价权的分立结构及其制衡逻辑

定价权是集中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有效发展、实质公平和平衡协调等诸项法益的重要视角.定价权的运行机制对经济法制度的形成与经济法理论的演变影响显著.市场与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方式,商品、服务和要素价格的制定权,由经营者与政府分享.不同经济体制下.定价权呈现差异有序的分立结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折射出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经营者正当行使定价权为主、辅之以政府谦抑行使定价权的制衡逻辑:其一,市场定价领域,经营者制定价格的权利源于其自主经营的自然权利,遵循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私权逻辑,规制与调控经营者行使定价权失当行为的制度因此确立;其二,政府定价领域,政府制定价格的权力来自准予其干预市场的法律授权,秉持法未允许即属禁止的公权逻辑,约限政府谦抑行使定价权的制度藉此构建.     

再论“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     

论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

本文认为,集体权利一般是指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权利;个体权利一般是指社会个体的私有权利。二者不完全是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更不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区别。集体权利不是个体权利之和,集体公权利也不能在量与质上分割为个体私权利。作者具体分析了法律上复杂多样的权利形态,包括个体私人权利、个体协同权利、群体同有权利、个体共有权利、集体公共权利、社会共享的公共权利、个体与集体并有的权利,等等。文章探讨了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之间存在的平等并存、互不侵犯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以及相互对立或对抗的辩证关系,指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权的本质区别归结为是重视集体人权还是重视个体人权的区别,或提出“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的一般命题,都是不确当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重视集体权利,又十分重视个体权利。在一定意义上,集体权利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个体权利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论权力、权利、法律的三元结构

法的属性决定着法的功能,对法之属性的错误认识,必然使法的功能不能正常的发挥,社会关系颠倒,社会秩序混乱。法的社会性决定着法律必然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发挥着其管理功能。既然公平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那么国家管理机构必须依照法律而产生,其权力也必须源于法律的规定;同样,公平的法律既然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那么法律也必然保护体现这种意志的主体的权利,这是法律的根本目的。因此,法的管理功能本质上就是对权力的赋予与约束和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     

“制衡”难题:冷战后对美国制衡缺位的再思考

冷战结束至今有关对美制衡缺位的问题,引发学术界对传统的均势理论和制衡行为本身进行不断地更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对美制衡缺位的解释,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权力差距说、威胁制衡论、制度和观念作用论、潜在制衡者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国内因素说等。基于目前学术界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试图从制衡行为本身,即制衡的条件、制衡的起源、制衡的障碍和美国的反制衡战略角度,对既有观点予以重新解读。制衡的条件关注的是传统均势理论中权力失衡的限度;制衡的起源关注的是制衡者要制衡的对象并非传统均势理论所说的权力而是被制衡对象所带来的威胁;在对制衡的障碍论述中,集体行动困境关注的是制衡者理性行为体假定的有限性,国内因素说关注的是制衡者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假定的有限性;反制衡战略则是从被制衡对象作为能动行为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其通过利用上述导致制衡缺位的机制如何规避制衡。     

再论科学学的对象和结构

关于科学学的对象科学学的产生乃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管理的现实的客观需要。不过在战前年代里,科学学尚未形成独立的知识领域,虽然许多作者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大约从二十世纪中叶起,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以及与此同时科学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储备,都使科学以空前未有的力量来揭示     

论治安管理工作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利益制衡

目前,在中国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实践中,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面临着许多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难题,在公权力的行使和私权利保护的边界中处于两难的境地,而解决二者冲突的明智之举,应当是采用利益制衡的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对治安管理工作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分析,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利益制衡的方法。     

论女性的就业权利与就业机会

论女性的就业权利与就业机会李银河关于应否对女性就业实行保护问题的辩论是有意义的，它触及了女权主义的一个重大主题。我认为，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把概念澄清一下，即，首先要分清讨论的是女性的就业权利问题，还是女性的就业机会问题。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论禁止权利滥用与和谐社会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向人们宣示了一种价值趋向:在利益面前保持克制,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限制自己的权利.社会民众的普遍限制权利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人不限制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同样有滥用权利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就无从谈起.限制权利、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还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法治社会中维系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精神追求.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论准公共服务消费机制与城市交通拥挤治理中的个人权利让渡

人们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理性选择和趋利行为,总是倾向于个人收益最大化.但人们在一些准公共经济中的行为特征,却须既要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又要兼顾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机制的有效运行,否则拥挤性的消费特性,逼迫人们付出"拥挤税",并且在缺乏预见性和成本有效分摊的情况下,将给社会和个体带来的公共品短缺以及时间成本等代价更大.文章以交通拥挤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试图表达一个理念:准公共品的成本分摊机制虽然与私人品有差异,但最好的供给机制是使消费效用与成本分摊有所对称,或者存在部分人群的个人权利有所让渡,从而使公共交通中多数人的通行权利获得尊重,只有这样,方能有利于具有拥挤性的准公共品供给,从而避免短缺的困扰.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

在权力转移的宏观场域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嵌入了现实主义的制衡逻辑,主要目标是抑止中国的权力增长。美国运用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对中国采取复合型制衡策略,包括提升自身实力、运用联盟资源、利用海洋争端、借助国际规则等多种制衡方式。由于制衡存在巨额成本,且加剧了中美猜疑的螺旋上升,容易诱发中美战略冲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受自身权力生产能力下降、东亚二元结构及联盟关系不对称和中国反制衡能力提升等因素影响,其成效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中美两国应该转变思维,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范式,努力走出修昔底德困境。     

论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的功能与结构

建立健全舆情疏导机制,将民间纠纷和基层矛盾解决在社区,已经成为新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条基本思路。本文在此背景下以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为研究视角,结合学理与社会实践,对其功能与结构进行了初步论证。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浅谈权利腐败的制约机制

防治腐败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约,这应从思想道德内约机制和权力架构及运行的外在制约机制等两个方面来进行.同时,应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强化监督,创新体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网络化的权力制约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力争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农民工教育权利机制建构

调查发现,农民工融入城市步履维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心理上有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事实表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风险就是其自身素质。农民工的权利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权利。因为教育是提高一个人的素质乃至决定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尤为如此。     

论信用消费者权利的演进与拓展

在消费信用方式层层出新的信用社会,用进化的眼光,通过分析信用消费者权利的发展和演进,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权利的实质和制度的价值,并为中国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制度借鉴。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

"不对称"制衡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技术能力和军事战略文化是决定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形成了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中国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以应对美国海上力量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和C4ISR系统等弱点,而美国则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是中美两国军事战略互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东亚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论宪法权利的主体

个人是宪法权利的主体,宪法权利主要是指人权.集体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至少不是宪法权利中基本权利的主体,集体中的个人所拥有的人权也不完全等同于集体中的个人作为其成员的权利.集体人权作为宪法权利主要是指集体中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集体的权利.集体中的权利有三个层次,即作为个人享有的普遍权利,作为特定人群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以及作为该集体所拥有的集体权利.国家有权利,但国家也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     

论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的构建,是按照特定原则和逻辑关系将多项权利组织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知识产权体系化就是基于知识产权产生的历史、知识产权的功能等因素首先确定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然后揭示各权利的内在关联,再把各权利搭建成具有自洽性的整体.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权利客体不断扩展,权利种类逐步增加,权利之间的关系也更趋复杂.法定的知识产权体系为应然的知识产权体系研究提供了素材,应然的知识产权体系则为法定的知识产权体系完善提供了学理依据.重构知识产权体系需要在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同质属性的合理界定的基础上,从纵向权利分层和横向权利分类两方面将传统知识产权与新型知识产权纳入到统一的权利体系架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