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

宋代从皇室到上庶皆尚祈福、敬鬼神 ,好取佛寺祠祖葬祖。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出于逃避赋税的目的 ,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受封建家族控制的坟寺和功德寺。各种名目的功德寺和坟寺的情况十分复杂 ,本文试对功德寺和坟寺的类别、创置、兴起、盛行情况及其拥有的宗教和经济特权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一、功德寺和坟寺的分类宋代功德寺和坟寺的名谓繁多、内涵各异 ,若依寺院所司职能区分 ,其可分为坟寺类寺院和功德类寺院二大类。1、坟寺类寺院凡皇室、贵戚、勋臣及庶民之家为守护先祖的坟墓而设置的寺院均可称为坟寺类寺院 ,按建立者的政治身份不同可依…     

西藏乃囊寺“祖拉康”的建筑格局及特点

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多以平川式建筑为主,而噶玛噶举派的乃囊寺则是一座具有典型山地式建筑特征的藏传佛教寺院,该寺在历史上不仅作为红帽系活佛和巴卧活佛的驻锡禅林而名扬藏区,还有其独特的寺院建筑模式也在藏区较为少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乃囊寺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从该寺的建筑格局入手,主要对乃囊寺的主体建筑——“祖拉康”进行简要介绍、分析和对比.     

乌素图召庆缘寺及其东厢殿壁画研究

乌素图召庆缘寺是乌素图召鼎盛时期的主寺,其规模较召内其他寺院宏大。庆缘寺的建寺年代目前较有争议,多数文献史料的记载和分析倾向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目前庆缘寺壁画保存状况较差。庆缘寺东厢殿壁画所体现出的绘画风格在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中是较为独树一帜的,无论是绘画技法、色彩效果、尊像造型、画面构图等都具有一定个别性,在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形成了别致的艺术风貌。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藏佛教寺院与地方政权斗争史述论

一、吐蕃时期佛教寺院发展状况及政教关系公元八世纪，莲花生主持建成桑耶寺。这是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此前虽建造了一些小寺，但仅有佛像而没有增伽组织，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寺院）。此后，佛教寺院发展速度似乎并不很快。赤松德赞时期，规定“赐给寺院民户150户，给每名僧人3产属民，总计赐给桑耶寺和305名僧人寺属奴户1065户”，①而并未提及其它寺院。可以推测，当时吐着王朝虽极力推崇佛教，但寺院建设似乎并不随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增长而同步发展。而当赤热巴巾的大臣尚蔡邦·多日在堆龙地方建了一个有4名僧人的江浦寺时，则要立碑为…     

佛寺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明清的寺院诗系

寺院诗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以僧人为主体的方外之音从唐朝以来就没有沉寂过,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支方面军。同时,在某些寺院里,僧人们的吟诗传统又以法系传承、师徒授受的方式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具有浓郁宗教特色的寺院诗系。 中国的寺院诗系多属于禅宗寺院,它们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即吴越文化区。此外,这些寺院诗系大多形成于明末清初,至清代中期达于鼎盛,绵延而至近代。这些诗系的所在均为历史名刹,不仅具有传统的文化优势,而且具有比较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寻常寺院可比。     

法门寺:世界又一文化奇迹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法门镇,东距西安市120公里,西距宝鸡市96公里。是我国古代安置释迦牟尼佛骨舍利的著名寺院。 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隋改称成实道场,唐初改名法门寺,以后曾称无忧王寺、法云寺、重真寺、崇真寺。元魏和隋初都曾拓展寺院,唐高宗显庆年间购材鸠工,第一次修成瑰琳宫24院,建筑宏伟     

青海民族史中有关瞿昙寺的几个问题——兼评《瞿昙寺》

<正> 青海藏学研究者谢佐同志所著《瞿昙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1984年再版)一书是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史的一部成功之作。该书通过明代所建瞿昙寺(位于青海乐都县)与明代诸皇帝的关系,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汉藏关系史。作者在分析瞿昙寺的政教兴衰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描绘青海喇嘛教的变迁。作者在有选择地分析利用汉、藏文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口传资料与实地考查,该书所展示的研究模式与结构间架,对于从事藏传佛教寺院史研究的学者来说不无参考价值。     

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塔尔寺和广惠寺分踞黄河支流湟水南北,其所处地域为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二者先后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地位略别,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发展各有侧重和优势。但在青海解放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二寺寺院经济走上迥异的发展道路,从中折射出藏传佛教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可归结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明末清初的岭南佛寺与中外交通——以广州光孝寺和韶州南华寺为中心

明末清初的近百年间,即16—17世纪,乃西方所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势力抵达中国南部沿海,紧随其后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从而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交往与冲突的序幕。明季伊始,"西洋"逐渐代替"西域"成为中西交通的主体,南海道上,来自欧罗巴的"西洋"人逐渐取代来自印度、阿拉伯的"西域"人而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对手,维持了千余年的朝贡贸易体系开始遭到西方契约贸易体系的不断撞击。岭南佛教寺院在这场"西风变换"的转折时期,扮演了某种微妙的角色:最初来华的传教士被广东地方官员视为出家僧人而安置于寺院之中;而来穗贸易、朝贡的西方商贾和使臣,虽与宗教或僧人无涉,也往往被安置于佛寺之中。这一有趣现象,反映了岭南海峤之地在中外交通中的特殊地位、朝廷对外交通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地方官员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种种因缘巧合,遂使唐宋以后本已淡出中西交通主流的岭南佛寺再次成为对外交往的前沿,成为广东地方官员与来华洋人交往、周旋的中介和缓冲,见证了一系列中西交通的历史事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有案可稽却又不太引人注目的精彩一笔。     

《尘埃落定》的神秘主义叙事与藏族苯教文化

在探寻《尘埃落定》的神秘主义叙事出现的原因时,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阿来受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影响,借鉴欧美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结果,从而忽略了藏族苯教文化中的巫术观念、灵魂观念和征兆观念在《尘埃落定》神秘主义叙事建构中的美学意义。研究发现,《尘埃落定》中的神秘主义叙事更多的是来源于藏族苯教文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是作品神秘主义叙事的根基。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已成为乡村宝贵的旅游财富,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已逐渐发展为振兴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的强大促进力。然而,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却也受到工业化、城镇化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内外部冲击,面临文旅产品整合创新不足、产业布局缓慢等与旅游发展融合不畅的复杂困境。鉴于此,该文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困境进行具体化分析,并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性提出文化遗产资源整合规划、保护开发并举等可行性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期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旅游业发展困境,助力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有效化开发、全方位保护。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自贡彩灯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自贡彩灯文化旅游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近年来随着周边省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同类型旅游产品的冲击．自贡彩灯文化旅游渐渐陷入困境,主要表现为旅游产品单一、市场疲软、旅游形象定位不准等。自贡彩灯文化旅游能否走出困境成为今后旅游发展的一个瓶颈性的问题。要抓住文化旅游的兴起和自贡市政府的大力扶持的良好机遇,整合旅游资源、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打造品牌、加强营销推广及人才培养等,加快自贡彩灯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使自贡彩灯文化旅游尽快走出低谷,迎来新的快速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探讨——以福州市为例

文化与旅游开发结合发展成为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向,文化性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福州市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探讨。     

旅游展演艺术研究述评

在旅游业中生成的旅游展演艺术,是各种地方性文化旅游中文化变迁的表征,目前学界主要在旅游人类学和民族文化学视野对其进行阐释。无论其作为“传统”文化还是“发明”的“传统”,或是其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与地方性“认同”、“真实性”以及“互动协商性”,都未能很好地呈现其与一般文化现象的不同及其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具体关联,艺术人类学“回到生活”的“行为研究”和“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理念方法无疑为其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学科视野。     

跨文化视角下旅游资料的英译

旅游资料具有鲜明、独特、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旅游资料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意识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强跨文化旅游资料翻译方法及策略地探讨,提出翻译者在翻译旅游资料过程中必须合理地运用跨文化意识,从而对旅游资料进行有效翻译,更好地弥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后奥运时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研究

在中国文旅产业新阶段，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创新发展既能提升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又能塑造独特的冬奥文旅品牌，同时对于营造全民参与的体育文旅环境和提升公众体育素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该区域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区域间协同规划、创新性体育文旅产品不足，以及产业融合的缺失。面对这些挑战，建议采取综合措施以促进发展：优化资源开发、区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策略，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提供坚实基础；调整产业结构，为创新发展打下基石，同时融入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创新构建多元化的奥运经济体育文化旅游产品，同时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宣传，以塑造独特的体育文旅品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