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之后是新生?——一种关于改革与革命的隐喻分析

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改革与农民起义,特别是近现代的革命与"第二次革命",在给人以震荡痛楚的同时,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本文通过对传统与理性的重新认识,进一步分析改革与革命的功能和界限,以期对国家以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近代视野中的“改革”与“革命”辨——兼论英法俄德美日六国现代化模式

改革与革命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手段。但我国学术界普遍盛行“重革命、轻改革”的非此即彼二维逻辑推断。该文通过对“促进型改革”、“过渡型改革”、“自救型改革”、“完善型改革”的分析，说明改革确与近代文明肯綮相连，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对“改革型”的日本现代化模式、“革命型”的法国现代化模式和“以革命开始，以改革完成型”的英美现代化模式、“以改革开始，以革命完成型”的俄德现代化模式的分析，说明现代化的动力是一个网络系统，包含着各种因素的相互交织和依次作用。只有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才能澄清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才会对改革的现实社会功用作出客观的估价     

选择革命还是改良——从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谈起

改良与革命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革命与改良究竟哪种好,在一个国家内部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现实国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从民族资产阶级分裂出来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改良与革命之争,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论改革也是革命

改革和革命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只能说明改革是革命，并不能决定改革也是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是决定改革成为革命的两个根本性因素。正确理解小平同志改革也是革命的思想，对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深化改革，正确对待和处理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革命和改革视角下中国现代化的加速进程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应对各方面的冲击维护其统治必然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自觉或不自觉推动了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必然要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动政权统治。革命和改革是推进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助推器。中国现代化在特殊条件下展开,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和改革对象复杂性、历程曲折性、领导者多元性和特殊性。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重奏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革命、建设、改革三条逻辑主线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不一样,但贯穿这段历史进程的始终,可以说,革命、建设、改革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重奏。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但＂继续革命＂的变奏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与建设成为奏响中国现代化征途的最强音。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治生态涵养与监督体系重构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涵养政治生态作为关系到党生死存亡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以治党的坚强有力引领社会治理的有序有效。在反腐败过程中不断健全完善的党和国家纪检监察系统也迎来了系统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这既是问题倒逼之下的改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自我革命的重大判断与要求。     

论柏克的保守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对英国宪法、政治改革尤其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上。他极为捍卫宪法,表现出了保守主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政治变革的极度敏感,对法国革命的完全否定却反映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局限和政治反动。     

“革命”概念解读与树立科学革命观的现代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学术界围绕革命问题进行的探讨和对话还远未结束，究其根因，是对革命概念认识的不一致。本文试图厘清革命概念，全面解读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摒弃在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认识，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在此基础上，阐明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鲜明时代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视域中的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的理论基础、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之兴起与发展等论题较为关注,但其重心则集中于苏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移用于中国、能否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看,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诸多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歧异而多变的认知面相。此种现象,既与苏俄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世界革命潮流兴起的历史局势有关,也与自由主义秉持的稳定秩序下的渐进改革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从《姊妹革命》探析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中民主模式的差异性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由于其时间上的相近性,革命爆发的相关性,以及革命本身的相似性,人们常称之为＂姊妹革命＂。它们都是在启蒙思想的呼召下进行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拟对＂姊妹革命＂本身的差异、走向及影响进行分析,探析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中民主模式的差异性。     

革命与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差异性之比较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重要的时期.就革命与执政两个时期相比较,党的政治功能、党的自身建设、党与国家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以及领导方式、治国方略均存在着差异.党在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扬,一些不合执政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改革创新.     

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学界从原因、内涵、动力、实践和意义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问题作出了较为丰硕的研究,但也存在概念不清、基础性研究深度不够、研究视野有待延伸等问题。未来学界需注重从微观层面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研究,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史的阶段性研究及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等研究,进一步拓宽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视域。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五四运动的革命双重性论析

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运动,它的性质决定了五四运动涵盖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革命具有双重性:催生了中国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文学革命为工具,以反封建为手段,对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新的政治革命,促进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革命理想、新的革命政党和新的领导阶级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指导、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和生成的实践历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所走过的自我革命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和行动镜鉴,即必须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必须在坚守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在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