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王夫之的考据学

王夫之具有丰富的考据学思想,并采用了一系列颇有借鉴意义的考据方法考订文献,从而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使他得以跻身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大家之列。考据之学也是他义理之学的基础,其别开生面的义理的取得,即得益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     

清代中叶湖湘文化独特性的地域考察

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全国.但湖湘之间仍以宋学为宗,理学昌盛.钱穆先生曾有言:"清儒考据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①罗汝怀亦认为:"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涯,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②然而湖湘虽为理学,亦不完全等同于程朱,其学术内核实则是以张栻为宗,倡导的是"传世而济斯民"的经世致用学风.因此,清代中叶汉学何以未能波及湖湘,又可理解为张栻理学何以能由宋直传至清.本文的考察主要基于湖湘的地域角度,以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二是湖湘书院的传承功能;三是移民与蛮族血统的加入.     

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姚鼐学术思想述论

姚鼐的学术思想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集中反映了桐城派文人的思想、学术观念。他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进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论清代汉学之崇圣与“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

汉学乃清代一主要学术思潮，其学术内蕴的深层是明晰的政治期盼：考据之学的目的是闻道，即以小学为手段，目标是崇圣。他们诋宋学，崇汉学；或疑汉学而崇孔孟，这一思路历程展示的是追求理想政治价值的过程。汉学主张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其中激越的一派直斥宋学“以理杀人”。然而，汉学家批判的武器是孔孟之道，目的在于拨乱反正，重树思想文化的政治权威。他们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归返孔孟原典，在文化心态上形成所谓“原典情结”。这一特点是促成清代思想文化“万马齐喑”的深层政治文化原由之一。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

就作为几代王朝思想经典的四书而言,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除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四书经注进行文献整理研究外,清中期四书学中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历史研究。四书虽然仍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清中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随着清廷文化政策调整和对经学的重视,以实证和考据为特征的汉学迅速向以性理之学为主的四书学渗透,四书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学的色彩日渐减弱,四书经注被学者们视为历史文献资料,他们致力于对四书经注的研究,处处都以对各种史实的研究为基础,这使得清中期的四书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