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宗教改革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本文力图从逻辑上梳理路德神学的内在结构,侧重厘清路德神学的开创性和革命性一面,即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起源角度去探求路德神学的范式转换和结构变革。从逻辑上说,路德在把真正神学规定为十字架神学和把神学主题确立为因信称义救赎论的两大理论突破之下,实现了一场神学的思维转向和范式转换,福音范式成为路德理解神学、教会和社会的标准尺度。从而,福音教会作为打破中世纪罗马教会大一统思想政治局面以及取代、抗衡和制约罗马教会的教阶体制和教皇至上的实践成果,在新教地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自由思潮的产生。因此,路德神学表征西方现代性的源头意义之处正在于全面性的结构变革——神学与哲学学科分离的文化结构变革、宗教与政治职能分离的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教会生活民主化的教会结构变革。     

自由与大同：两种政治逻辑之比较

20世纪初,中国政治文化的主题从"大同"转向"自由",实质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社会基础。通过对大同政治逻辑和自由政治逻辑进行梳理,揭示大同政治逻辑转向自由政治逻辑的时代意义及其相应的制度性内容。     

21世纪中国风俗文化研究走向

２１世纪是中国风俗文化进入理性思维的时代,它要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宏观,为风俗文化定位,阐释它与政治、宗教、礼法、道德、艺术等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促进社会风俗的现代化,重构中国风俗文化学大厦。     

回顾与反思:中国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一个著名作家。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可以看做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即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再到21世纪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亦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继而走向内、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渗。     

多面相地展现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评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

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渐下移．从以前着重关注的上层社会、政治事件和精英文化转向关注下层社会、百姓生活和大众文化现象,即所谓的三大转折：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吴琦主编的《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视角。     

中国经济哲学的现状与展望

经济哲学应关注的是那些事关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理应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有益探讨,从中寻找出影响和制约人类进步的规律性的东西,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鸦片战争前后的今文经学与中国近代思想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崛起,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是近代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怀疑和再估价的前驱。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味着对旧时代的厌弃和对新时代的展望,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思想在很大意义上是对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继承与发展。     

明清出版史研究的一部佳作——简评章宏伟《十六一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

正出版印书业虽属于文化事业范畴,然而它却能折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对文化的制约机制,也只有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对文化制约稍有松懈时,出版业才得以自主发展。自明中叶以来,正是皇权稍驰怠,而经济却相当发展。迨晚明皇权对文化统制削弱,江南市民文学和"工商皆本"思潮有了适应氛围。中国16~19世纪,正是明清以来出版业昌盛之期,章宏伟先生对此时段出版史的研究与专著出版,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研     

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渊源

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开创了文明社会的模式,而且强调"舒适地自身保存之正当",日益关注经济。亚当·斯密进一步使它的重心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学。他不仅使霍布斯体系自由化和商业化,而且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落脚于商业社会,使它与文明社会等同起来。更甚者,亚当·斯密把文明社会的蓝图建构在每个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利益的满足之上。所以,政治哲学为经济学所取代,政治让位于经济,成为经济的衍生物。政治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使"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的依赖关系变成物的依赖关系,造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

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可分为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和20世纪50年代三个时期,分别呈现为三种套话:"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和"兄弟之邦",它们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外化形式.由于俄罗斯地缘政治传统基本未变,尽管从沙皇帝国到前苏联时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想像中国的三种套话实际上是同一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     

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与解决之道——关于其中国问题研究的政治学解读

中国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是中国自20世纪来社会变革与国家革命的一项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在各种试图解决中国问题,救济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梁漱溟独树一帜。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而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从风险视角看社会保障发展

本文从风险视角分析社会保障发展。首先分析了风险的分类,包括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传统风险、工业风险与现代化风险,人为风险与不可控风险。其次讨论了风险演变下的社会保障,具体为:18世纪中叶前由自然风险引发政治风险下的家庭保障与救助;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80年代末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下社会保险;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新旧"风险交叠下的社会福利;20世纪70年代后多元风险下的社会保障改革。第三部分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社会保障风险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由单一简单风险向多元复杂风险转变;社会保障的风险由外生风险转向内外风险并重;风险往往是相互影响的,且越来越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人为风险更甚;风险管理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发展。文章最后给出应对社会保障风险的策略为由消极应对向积极防范转变。     

适应与奉献——中国社会处境中的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处境中究竟应该如何适应和发展,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有分歧的问题。基督宗教在华应不应该"中国化"以及如何实现其"中国化"的议题看似容易实则不易。基督宗教在中国处境的复杂性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因素,由此使之在中西政治对话和文化沟通上赋有特殊使命。在过往历史中,基督教会顺应西方政治势力的东扩而在中国留下了种种阴影和遗憾,但这种整体氛围中的缺陷也并没有完全掩盖相关地域或地方教会及其宣教人员努力践行的服务和奉献。因此,这种双重图景使基督宗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获得了新的机遇,可以弥补过去的不足,开创未来的业绩。在仍旧延续的中西政治纷争和文化隔膜中,基督宗教信徒若以"超越东西方"的境界来在中国社会处境中积极适应和忘我奉献,则有可能重新构建真正沟通中西的桥梁。     

高等院校创业教育探索

实现我国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既需要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者,又需要大批能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创业者和能适应社会既定岗位要求的从业者。高等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创新、创业、从业人才的三重使命,在新的形势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心应由从业人才转向创业人才和创新人才,由就业教育转向创业教育和创新教育。论文就如何把大学毕业生由社会既定岗位的占居者——就业者转变为社会岗位的创造者——创业者,实现高校从就业教育到创业教育的转变,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

19世纪中叶开始,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思考逐渐展开,继而形成一股社会性的文化反思思潮。文化反思在晚清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严复的《原强》和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新民说》,新青年派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反思具有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的特点,这有利于明确文化反思的目标指向和强化其实际效果,但也容易导致反思的转向、中断以及绝对化倾向。     

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在适应"入世"挑战的过程中,完成了重返世界体系、转向市场经济、推进法治进程、改变封闭国家观念、转变传统诉讼观和政治法律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得以重新理解WTO的性质、作用和当代趋势,认识到WTO是一个促进和平的国际组织,是一种宪法性构造物,具有规则导向和司法治理等特征。这一新型的国际组织,既是世界体系的产物,也是这一体系变动的风向标。"入世"十年,中国、WTO和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变,中国调整战略变得十分必要。这种战略应包括四种转变,即从"经济入世"转向"法律入世",从"开放推进改革"转向"改革推进开放",从具备实力优势转向兼具道义优势以及从随机应对转向积极主导。     

论印度洋与中国海洋安全

当前,各国竞相寻求在印度洋的经济、战略与安全利益。国际政治的重心因此正从传统的大西洋与太平洋逐步转向印度洋。这促使印度洋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21世纪全球博弈的中心舞台之一"。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逐步增多,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博弈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因此,中国需要结合自己在印度洋的利益目标,依据自己的国力,尽早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印度洋战略。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尽览文化精粹 启迪人生智慧——简评姜守明、洪霞著《西方文化史》

历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人类过去的全部存在和经历,它应当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制度、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乃至心理活动等各个方面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剖析和解释,再现人类过去的一切行为、思想以及心理活动的成果,寻找历史进程的发展规律,以指导人类未来的行动。遗憾的是,西方史学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还仅仅把人类历史进程中最狭小的那一部分,即政治的(包括外交的)、经济的内容,当作历史的全部来研究。这样的历史是不完整的,这样的研究是片面的,它无法充分展现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全貌。从20世纪中叶起,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