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战争叙事的继承与发展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在战争叙事方面它也创立一种经典模式,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封神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对《三国演义》多有继承,如突出英雄主义精神、在战争描写中重视谋略等,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经典情节也有所借鉴甚至是移植。与此同时,《封神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在战争叙事中增加了更多的神魔因素,在具体的战争描写中更为重视阵法以及宝物的运用,偏重于以法术来取代智谋描写。     

试析《三国演义》中的谋士

:《三国演义》自它问世以来 ,历代学者不断研究其艺术价值 ,挖掘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审美天地。但纵观掌握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尚无一篇文章全面分析小说的谋士及谋略。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 ,研究《三国演义》中谋士在与统治者、社会、集体的关系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 ,谋略的内容及对《孙子兵法》的反映和《三十六计》的影响 ,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由于谋略部分在本刊 1 997年增刊中已发表 ,在此不再重述     

“玄德结帽”的文学意蕴

“玄德结帽”是《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细节,展现出了深厚的文学意蕴。它是《三国演义》运用春秋笔法的生动体现,蕴含着“春秋大义”,具体表现为“以一字寓褒贬”的笔法和“简而有法”的叙事。这段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使得情节结构完整,二是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对这段情节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作者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蕴含的匠心。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论毛纶父子之小说叙事理论

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形成了独到的小说叙事理论。毛氏提出“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明确了历史小说的独特性质;强调“结构”、“关目”,深入分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重视叙事方法,“相反”、“相引”见叙事之妙。毛纶父子总结《三国演义》的叙事经验,推进了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对于小说艺术实践和小说理论批评都具有重要价值。     

论伦理小说《三国演义》

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题材来源来看,可称之为历史小说;从它描写的主要事件来看,可称之为战争小说;从它表现的思想观念来看,我们完全可称之为伦理小说.伦理小说,顾名思义,就是用小说的形式,讨论伦理道德问题,宣传某种伦理道德观念.人类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所讨论的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五伦”.作为一部优秀的伦理小说,它不可能囊括所有伦理关系,而往往要受到题材的限制,着重讨论一两种伦理关系问题.《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主要讨论君臣、朋友关系问题,崇尚仁、忠、义等道德品质.     

智慧与忠义之间——论诸葛亮的“人谋”悲剧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智慧和斗争经验,因而具有惊人的谋略和绝世的才能,几乎成为智谋的化身和代名词。诸葛亮形象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智谋”,其悲剧在本质上也应该是谋略的悲剧,它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矛盾:最外层是出处选择时人谋和“天时”的矛盾;中间一层是进入刘备集团后人谋与刘关张“义气”的矛盾;而最内层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其自身性格中智谋和忠义的矛盾。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与小说前言作者何磊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一九七三年出版现在仍继续发行的《三国演义》前言中,对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作了错误的否定的评价,认为“《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传‘忠’、‘义’等。”这种对《三国演义》主要思想意义的评价是很值得商榷的。     

《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羽翼信史"比较论

《三国演义》与《东同列国志》都崇尚“羽翼信史” ,但罗贯中的立意在小说历史化 ,冯梦龙则意在历史通俗化。两人在编纂技巧上也有很大不同。     

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

明清两代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是其重要的标志。它们各以其独特的风貌、精湛的造诣,称著于小说之林。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代表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最高成就,《西游记》代表着神魔小说的实绩,《儒林外史》代表着讽刺小说的高峰,《红楼梦》代表着古典小说的终结的话,那么可以说,《金瓶梅》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它所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如果论及它在小说史上的贡献的话,笔者认为,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即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全方位透视,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对平凡人生的体察,从“文以载道”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这即是本文试图论证的问题所在。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古代小说主题意识的双重性

上个世纪30年代初,谢六逸发表的《小说创作论.主题小说》可能是中国较早的一篇专门讨论小说主题问题的论文。此后,有关小说主题、包括中国古代小说主题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点。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主题     

《三国演义》神异叙事的范型特征及其文化透视

中国古典小说诞生伊始,便与神话、子书及史书浑融于一体,具有多种文化遗传基因。神异叙事便是这基因优化组合的产物。从魏晋志怪的“万物皆灵”、唐传奇的“怪诞梦幻”至宋元话本的“今古奇观”,源远流长的“神异”叙事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一大景观。罗贯中《三国演义》集前代神异叙事艺术之大成,不仅在叙事理念、叙事机制、叙事谋略上独具特征,并成熟为中国古典小说神异叙事范型,从文化学角度观照,更易感知其深刻的哲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因此,这种熔铸了作家创作意图和文化意念的叙事手段其实为一种叙事智慧,其后的古典小说和现当代小说无不从中汲取营养。神异叙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于此功勋卓著。     

论毛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六百多年来,它以博大深厚的思想内涵、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脍炙人口,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自清初以来的三百余年中,亿万民众传阅、讲说和熟悉的,并非罗贯中的原作,而是《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简称“毛本《三国演义》”)。奇怪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却对毛宗刚贬抑颇多。胡适称之为“平凡的陋儒”;后来的学者或夸大其封建思想较为浓重的一面而否定其积极方面,或将其贬为金圣叹的机械模仿者而忽视其独特贡献,直到最近十年,人们才开始比较全面地评价毛宗岗和毛本《三国演义》。     

叙事结构史体化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创

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演义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叙事结构既源于史传文学,又在承传中进行开拓,它所构成的叙事结构史体化模式,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的确立。     

《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它与陈寿《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有关部分的血缘关系很浓，《三国演义》的不少章节可以说是《三国志》、《通》的演绎，这方面前人已有不少文章论及。笔者觉得《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也极为“通家”。在“文学”这一特点来说，可能《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之关系所显示的文学上的规律更具吸引力。一、《世说新语》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说新语》给《三国演义》所提供的资料是很多的，依《世说新语》的目录记述顺序排列如《德行》篇有‘’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庚公乘马…     

关于研究毛本《三国演义》的一点建议

当前学术界在对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有的同志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本)的情节文字与毛评本相比勘,从而论述毛氏对原著的修订和改动,以评论其功过。这样做,我认为是极不合适的。郑振铎先生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已明确提出毛氏《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所用之底本为“吴观明校刊本”,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以下简称“李评”本)。黄霖同志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中,也说“我们在研究毛本《三国演义》时,必须联系到它的唯一的祖本李卓吾评本。”这一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当然,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有的同志对毛评本底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