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为对治西晋元康时期偏执空无的贵无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崇有论体系,但受限于对治情境,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层次缺失,并因此制约了其理论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追求整全真理的意义上,他实质又肯定一种"真正"的贵无论,认为它通于融贯有无的最高哲学。就其批判的现实指向看,裴頠的崇有论旨在针对当时的贵无论,而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进一步就学理看,裴頠的崇有论其实也无法对王弼贵无论乃至后来有所偏执的阮籍贵无论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所以无论从事实或学理角度,崇有论都不适合被整合进魏晋玄学"有无之辩"或"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闭环之中。如若淡化对思想史特定发展逻辑的强调,崇有论的思想意义或能得到更好揭示。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魏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论魏晋玄学天人关系理论中的科学智慧

魏晋玄学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智慧.汉代主宰人间赏罚的神秘之天,在魏晋时代成为茫茫宇宙中一个有始有终的自然之物;天地万物之间类无贵贱;它们相因相济而不相为,玄学家主张人道为本,天道为末,人类对自然界可以穷数达变,从而役用自然,但是,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索取和占有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是在盗取天地之时利;人类利用万物应有限度.这些符合现代生态科学的洞见卓识,对于今天的人们仍具有启迪智慧的作用.     

试析裴頠自生而必体有思想与贵无论的对立

魏晋玄学家扬弃两汉经学之束缚,转而关注于对于本体论的见解,都以“贵无”为主张。裴颇出于对儒家正统的维持,提出“自生而必体有”的崇有论进行驳斥,主张务实。     

论魏晋玄学生成的学术渊源与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两汉道家文化潜流，特别是扬雄儒道兼融的太玄思想，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学术渊源；中国传统的“道一分殊”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基本思辨逻辑；汉魏之际“辩名析理”的时代学风，则为魏晋玄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     

关于历史上有无清政府问题

早在明清以前,历史文献就已经使用了政府一词,今人所称清政府系沿古之旧称,非当今史家杜撰。朝廷与政府有别,不能混称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它崇尚理性思辩,追求人性“自然”,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时代风潮,它在扬弃儒学的同时更闪耀着人性发现的绚烂光芒。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汉朝末年,黄巾起义的冲击和董卓之乱,使风雨飘摇的汉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在随后的约四百年的战乱中,农耕文明受到了游牧文明的巨大挑战。在血与火写就的历史中,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此消彼长,政权的更替十分频繁。在这一元破碎的局面下,思想文化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日见迂阔,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玄学,一种别样而清新的社会思潮在时代温床的催生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了人们追求自我解脱的重要途径。     

王弼的圣人体无论

王弼的圣人体无就是和无建立感和应,让无内化于生命之中,并作为修正生命的准则.万物和谐共处而又蓬勃生长,都是无之用的外在显露,从万物的蓬勃生长中可以直接体悟到无的神妙.从圣人体无到体冲和以通无,王弼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当时士人树立起精神信仰,这一信仰就是道,是自然,是无,也就是和天地合德.     

张湛与魏晋玄学的终结

在关于魏晋玄学的论著中,人们对于张湛的思想很少予以重视。仔细翻检张湛的《列子注》,不难发现,其中确有许多重要的思想,而且与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想有着“剪不断”的内在联系。我们虽不能说张湛在注《列子》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首尾相应、一道贯之的哲学体系,但的确可以说,他发挥发展了自“正始之音”以来的玄学理论,使之走向一个新的境地;他试图解决玄学本身的理论难题,但最终却陷入了新的困境而无法自拔,不得不援佛入玄,从而在理论上宣告了魏晋玄学的终结。张湛,字处度,高平(今山东金乡县)人。其生卒年代不详,大约活动于东晋前期。现仅在《晋书·范宁传》、《世说新语·任诞注》中还保留点滴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秦卫明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王弼、何晏发其端。《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日：“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玄学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儒佛思想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     

关于“斯县”之有无及其它

近读《斯人踪迹探寻》(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第6期),觉颇多发明,甚有新意。本文不拟全面评价该文,仅就文中有关“斯县”及相关问题略抒管见,共资探讨。 一 “斯人”正名 《斯人踪迹探寻》(以下简称《探寻》)开头说,“斯人是古蜀国的一个部族。”按作为部族,当称斯榆,或称徙,或称叟,称“斯”似乎不太确切。《史记·司马相如传》作“斯榆”。《索隐》曰:“郑氏斯音曳。张揖云:‘斯俞,国也。’案今斯读如字。《益部耆旧传》谓之斯臾。《华阳     

严遵哲学——魏晋玄学的先声

严遵(或作尊),字君平。蜀人。“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才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无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旨,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①原姓壮,后人避明帝讳,改称庄为严。严遵著作,《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隋书·经籍志》著录为《老子指归》十一卷,《唐书·经籍志》则为十三卷、十四卷(包括末尾序目为十四卷)。今本唯存七卷至十三卷,另附序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必遵为散佚”,“能文之士所赝讬”。唐鸿学等考辨其“确为君平所作”。此书即使有后人附盖的部分,大体应是严遵所作。严遵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使之与儒、法的名分、中庸调和、刑名法术等思想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封建农民不满现实而又无力反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魏晋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关于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历有争论。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分法:一为“二分法”,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分法:一种分为“儒玄”和“佛玄”,一种分为“魏玄”和“晋玄”。前者着眼于义理,后者着眼于朝代。一为“三分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贵无论”,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以向秀、郭向为代表的“独化论”。一为“四分法”,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何晏、王弼为第一阶段,阮籍、嵇康为第二阶段,向秀、郭象为第三阶段,张湛为第四阶段;一种认为,何晏…     

略论魏晋玄学家的哲理散文

肇自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至魏晋又一大变。“正始名士”之文清峻通脱,“竹林名士”之文华丽壮大。而在王、何、阮、嵇的散文作品中,则又呈现出人各不同的独特风貌。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