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

雅典贵族主宰民主政坛的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使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民主政治的推动者的角色;二、雅典文化价值体系的贵族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贵族的商业化使他们在经济行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的代言人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民工商业领袖的崭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日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础。因此,贵族领袖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命题。     

“黑暗时代”的雅典国家

在“黑暗时代”的几个世纪中，雅典是贵族政制的国家，其政制是从迈锡尼时代延续下来的。由于雅典国家是从氏族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国家，因此氏族组织长期存在，氏族与土地关系密切，氏族贵族垄断政治公职。这一时期，难民的流入加速了氏族制的崩溃，公民与氏族的斗争为其后德拉古立法、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个时代既不是氏族刚刚开始瓦解的时期，也不是国家、文明全毁灭之后的黑暗大倒退；它是从氏族直接产生的国家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     

试论平贵斗争在斯巴达城邦形成中的作用

试论平贵斗争在斯巴达城邦形成中的作用刘文泰由于史料不足，一般教科书对斯巴达城邦的形成都说得不太清楚。有的教科书强调斯巴达是在对外征服中形成的，而对平民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注意不够；有的教科书强调斯巴达国家是在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形成...     

教育进步：日本贵族教育-平民教育-义务教育的历史演化

教育进步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即教育民主水平的提高。日本通过中古代时期贵族教育向平民教育的转化，特别是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平民教育向义务教育的演变，迅速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化。辨证的分析日本教育进步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积极启示意义。     

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和国人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由氏族部落进入国家和阶级社会的时期。因此,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和国人还有很浓厚的氏族贵族和氏族成员气质。他们权力很大,保存了氏族贵族和成员的民主权力。这时的中国还在集权与民主分庭抗礼阶段。 下面分贵族、国人两部分,略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再论孟子

我在《孟子思想的阶级实质》(载《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第九期)一文中曾指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而孟子则是由氏族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这一论断,曾遭受过一些非难.本着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精神,再作一些补充论述,以就正于读者.     

试论梭伦改革的历史地位

美国学者摩尔根认为希腊人的“民主观念是从氏族制度沿袭下来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要比提秀斯、梭伦和克利斯提尼这三位人物更为古老,“他们都没有想改变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现存的民主原则”。他还认为雅典人“并没有对制度实行急进的改革,其理由就在于:他们的制度原来一直基本上是民主制。”在梭伦的宪法中“重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①。摩尔根所谓雅典民主政治承袭氏族民主制的论断,既混淆了原始民主制与奴隶制民主制的本质区别,抹杀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又否定     

论尧舜禹的婚姻与父权制的确立

用尧、舜、禹三代的婚姻传说来分析说明我国原始社会历史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和确立。通过神话传说中鲧、禹、启的禅让、退位,指出这正是我国原始社会历史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和确立的生动真实的写照。并且利用我国少数民族在近代社会发展的活化石来说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和社会的变革。     

秦国早期婚姻习俗及其对后世政治势力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秦国早期的母系氏族残余及其婚姻状况对其后世政治势力演变和商鞅变法都有较大的影响。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婚姻关系混乱,形成了独特的母系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与六国一脉相承的公族势力恰好相反,母系贵族势力往往一朝而衰,形不成能动摇君权的顽固势力,因此变法顺利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建立,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继而实现统一。     

“正义”思潮的盛行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确立

荷马时代之后所形成的希腊各邦，初时盛行的是“贵族政制”，在这种政制下，掌握政权的只是范围极其狭窄的世袭贵族阶层，他们本身并不能构成为公民集体，因而尚不能被称为城邦。但到了公元前七世纪，由于贵族与平民矛盾的加剧，古希腊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正义”思潮，并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立法活动，正是这些活动使得希腊各邦社会下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各邦才形成了公民集体，公民政治才最终得以确立，希腊各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邦。     

试论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实践——以北夏实验区为例

民国时期,北夏实验区民众教育以民众学校作为施教机关,从文字、公民、生计、健康、休闲娱乐五方面全方位展开。民众教育的实验性特质导致了可执行阶段性目标的缺失,并未能实现教育的完全整合,因而也未能实现民众教育救国的最终目标,但民众教育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而且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积极传授农民以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教育模式。     

论五四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

五四时期,毛泽东猛烈揭批"万恶社会",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定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坚信"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提出要确立一个"从事根本改造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五四时期,毛泽东认定"民众是天下的主人",坚定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从主张"呼声革命"到坚决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在阶级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上完成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而且也标志着毛泽东已经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与政府博弈问题初探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在选择迁居城市成为市民或继续留在农村保持农民身份时,农民都表现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导向通过影响农民的决策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我们可以把农民市民化看成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上下博弈问题.最后的均衡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吸引"性政策,让农民迁居城市转变为市民.     

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南京“法桐让路”事件的思考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过于强调"经济指标",使城市失去了"灵魂"与"记忆","文化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要实现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在发展中贯穿"权利保护"精神,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的,以文化权利谱系的拓展和保护作为度量基准。从权利本体视角看,文化权利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城市交通发展是一种"供给"形式,而实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仰赖于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从"公民权利—政府义务"关系理论看,政府在城市交通发展中履行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是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针对江苏南部地区创造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功经验，介绍了使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和举措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工的居住、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由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引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对策，这就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底线，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标志。     

政治消极现象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及消除

政治消极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现实存在的负面现象。政治消极的存在对公民个人、社会团体与组织、国家机构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都有着极为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并导致整个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的扭曲和倒退。必须全面认识这一现象并通过多种途径消除社会政治消极，以推进国家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     

传播学视野中的都市报纸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报业出现了以中心城市为地域特征的都市报纸群体。都市报纸面向城市居民,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快速发展,以致于形成一种“都市报现象”。综合诸家论述,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观照都市报纸现象存在的合理性;研究都市报纸与都市化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互相影响;并且就大众传媒的化迁移的效果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国家类型论：以政体性质为依据

划分国家为民主与专制等类型的科学的精确的根据,不是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数,而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民主共和是多数公民或所有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寡头共和是少数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君主专制是一个公民独掌最高权力;有限君主制是一人为主而与其他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是一个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及其组织限制地执掌最高权力。     

泰山天仙玉女：从诗境走进宫祠、集市——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碧霞元君的不同接受方式

碧霞元君即泰山玉女,始乃曹操、曹植、李白创作的云霞与玉女浑然一体的特殊艺术表象.在明代,这一审美意象仍然体现着文人阶层所追求的诗情、自然与天仙连成一片的理想境界.诗境中的碧霞元君始终都在召唤两个方面的价值意向,一是对现实社会必然性的超越,二是对生存时空无限性的向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民众阶层所接受,他们将碧霞元君解读为一种既表达了宗教要求又象征着审美需求的俗信符号,以此为依托去进行诸如迎神赛会、进香祈愿、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集市贸易之类半功利半娱乐的社会文化活动;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为统治阶层所接受,他们不断为泰山玉女塑神像,修宫祠,赐额立碑,以祈求祛病消灾、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