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伴随着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刑法解释理论.罪刑法定主义其解释学理念在于:一则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了刑法文本之本体论意义,从而即决定了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再则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提出"合法性"要求.然而,罪刑法定主义自身的价值困惑,罪刑法定原则带给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困惑,不仅阻却了罪刑法定理想的完美实现,亦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陷入困境.因而,反思罪刑法定主义之合理性、论证罪刑法定原则之可行性,就成为刑法解释理论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起点.     

关联理论的动态特性与话语理解

动态性是关联理论中的主要特性之一,它为关联理论更有效地解释话语理解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关联理论中关联和语境两大基本概念具有动态特性,其在话语理解的解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话语意义与CBT

语言学家在讨论话语意义时,通常引用关联理论来分析话语意义。但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有时很难沟通,受话人往往误解发话人的话语意义,关联理论对这种语言现象并不能做出解释。本文试图用CBT理论来解释这种语言现象,以此来弥补关联理论的不足。     

互联网时代刑法解释的二元限度模式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违法行为未优先考察其他部门法的规制效果和模糊刑法明确性的边界而正被过度认定为犯罪.为有效应对这一局面,应当构建互联网时代刑法解释的二元限度模式.其中,外在限度立足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应用,考察网络行业规范、宪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初步划定刑法解释的限度.内在限度立足于同类规则的推广,比较网络客观违法的行为方式、行为对象、行为场所和行为情节与刑法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关联性,最终确立刑法解释的限度.     

《傲慢与偏见》中反讽话语的关联理论阐释

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简.奥斯丁的作品《傲慢与偏见》是最能反映她反讽风格的作品。文章以关联理论反讽回声解释论为指导,运用认知语用学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话语,进一步验证了关联理论反讽话语观理解文学作品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关联理论对反讽话语的强大阐释力。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反讽话语是对先前某种意义的回声式解释,从而传达说话人对该话语意义的贬抑态度,以达到讽刺效果。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这部文学作品,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名著。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     

论刑法对医疗技术革命挑战的司法应对

医疗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给刑法带来了挑战：通过对伦理的冲击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挑战。应探索在伦理背景下的刑事司法中罪刑法定的形式和实质侧面,寻求其实质正当性与实现平衡的手段。只有找到扩张解释的弹性与限度,并创造性地采用理论创新的方法,才能取得实质意义上的平衡。     

我国刑法中不能犯的合理性新解

不能犯是大陆法系刑法上的重要概念。由于国家法律文化和法律习惯的不同,对于不能犯在刑法上的地位会作出不同的解读。德日的不能犯理论发展至今都具有本国的特殊过程。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积淀深厚,对于法律概念的解释应该切合自身的特色,而不应盲目移植国外的理论。     

对现行刑法无限防卫权规定的探析

1997年《刑法》修改时，增加了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由于新刑法制定时间仓促，存在着防卫目的、防卫限度未加规定以及概念不明确等方面的立法缺陷，使得该项规定的可操作性受到了影响。为此，应对这一规定做进一步的完善，对有关概念做明晰化表述和解释，使其重要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最佳关联与话语隐性连贯的内在机制

以往的话语连贯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连贯方面,而对隐性连贯的内在机制解释力度不够。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即关联理论提出的最佳关联原则和其中的非论证推理和语境效果的运用成为了解释隐性连贯内在机制的关键。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刑罚的正当性——以保障人权为视角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刑法正当性的回答支配了近现代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但是也不断地受到挑战。报应主义不能为罪刑相适应提供可以接受的标准,它是＂严打＂和重刑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功利主义不但经不起检验,也不能合理解释把个人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的道德质疑。二战以后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刑罚的正当性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     

析中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及其弊端

在中国享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主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官释法权并不被认可。法官的司法解释地位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在立法上没有认可法官的释法权;而在司法制度上,法官独立审判机制的缺失和法院系统内部案件请示制度以及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都直接导致法官并不愿意行使刑法解释权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不仅有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不利于法官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而且直接不利于个案公正的实现、影响刑法理论的发展、动摇公众对刑法的信仰。     

以人为本:从抽象走向现实的刑法解释理念

刑法解释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更是刑法适用的前提与基础.以抽象正义为理念的规则主义刑法解释通常关注规则是否被遵守而忽视遵守规则的最终目标与效果.为了弥补规则主义解释的缺陷,应当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刑法解释理念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刑法解释理念强调人是刑法解释与适用的主体与最终目的,尊重人性、保障人权、满足人的需要成为刑法解释与适用的基本要求,并用科学与人本相结合的知识体系,从理解人自身的视角,在遵守规则的同时,注重规则适用的结果与目的,实现刑法解释的情理与法理的统一,促进和谐司法制度的构建.     

刑事自由裁量权负效应及其克服

刑事自由裁量权能够克服刑法局限性,但同时此种权力也有一定的负价值,这种负价值主要体现在此权力容易造成司法随意性和司法腐败。为了克服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负面价值,必须对其进行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其中静态控制包括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加强刑事判例编纂。动态控制包括完善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强化判决理由,强化媒体监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是司法官员的个人素质。     

刑法适用解释的难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奸淫幼女的“批复”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以及学界对该"批复"的辩驳表明,我国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立场急待确定,即严格解释规则、正确解释规则和生活逻辑规则。以此反观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可知对奸淫幼女犯罪排斥年龄认识错误辩护并不当然表示立法创制了一个不以罪过为要素的绝对责任之罪。我国学界对"批复"的辩驳暴露了学术争鸣的理论苍白与逻辑混乱,"批复"亦不能澄清关于奸淫幼女犯罪构成罪过要素的困惑。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完善我国法定强奸罪立法。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现状述评

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理论界尽管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不一、聚讼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而另一方面,德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界对于法益概念的批判立法功能一直心存怀疑.法益论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发展告诉我们,法益理论的历史精神体现在它对自由主义的坚守,是不屈从于国家权威和国家家长主义的独立判断和坚持.合比例原则与自治原则是对法益理论的有益补充.     

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

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人权保障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首先有赖于人权观念的变革,这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球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必然要求;刑事司法观念的革新是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的途径。中国刑法立法演进的过程中,在人权保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条款等方面,进一步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     

论德沃金的整体性阐释理论

德沃金的整体性阐释理论主要是为了批驳＂因袭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种关于法律的观念而专门提出的。通过对一些著名的疑难案件的讨论,德沃金认为,任何一个案件都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这主要是来自于法律共同体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整体性阐释理论对我国的司法审判有所启示,主要是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