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历史学科学化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学存在着一个科学化的任务,即运用史料科学、对历史的解释科学。王国维、顾颉刚等人皆没有完成使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任务。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使中国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但是却带有浓厚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的模式。     

中美在亚太地区应该是和平共处的——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访谈录

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是海外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中国外交、东亚地区政治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赵穗生教授认为,特朗普执政半年间,总的来说在对华政策方面经历了由批评中国到与中国合作这样的过程,这是符合美国总统政治周期律的。中国目前虽然在人均收入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事务上是以大国的心态来行事;中国实力不断上升,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中国不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中国近期亦即在特朗普时代不可能替代美国来重塑国际秩序。今后几年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接触与合作,不过有时会有起伏。总体上来讲,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美在亚太地区应该是和平共处的。     

社会学的历史化还是历史学的社会化——论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各自出现了很多弊端,对各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障碍。历史社会学作为试图结合两个学科优点而诞生的一门学问备受学者关注。然而,这门学问的学科归属问题也随着该学科的发展而提上日程。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有着复杂的原因,历史社会学目前的任务并不是忙着抢地盘、占山头,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而是应该运用自己的优势、运用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更具实质性的问题,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以便得出更科学的结论,以此为自己以后的学科定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回应挑战 启迪深思——《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读后

最近，笔者拜读了韩震教授与董治河博士合着的《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一书，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一部前沿之作，是中国学者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郑重而系统回应的有分量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全书具有内容充实、线索清晰、引述宏富和表达明畅等特点，并从多方面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了回应。     

历史是人类的信息库——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通常所況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历史是生活的教科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影子”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的概括。然而,在历史与现实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联系之中,什么是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有待于人们作多向度的探讨。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联系着的诸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正是这种相互     

“治史”的模型在中学历史学习中的运用

中学生可以借鉴历史学家"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本文介绍了"治史"的模型,学生运用此模型的理论阐述,并结合实例分析此模型在历史学习中的运用,以及运用此模型来学习历史的意义.     

投资环境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限责任制度发展的历史反思

通过梳理有限责任制的历史渊源与后续发展,可以发现有限责任制度本身存在这样的悖论: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安排在公司资本规模扩大上起到关键作用;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有限责任制度下企业更有动力投资于风险过度的项目.公司社会化程度越高,对风险过度的投资倾向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的潜在风险就越大.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企业已经不只是对股东负责的经济实体,而是应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通过立法来约束企业行为,是避免有限责任困境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向.     

“历史地理学”还是“地理历史学”？——英国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视野下的中国式问题评议

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的本土语境中,“地理历史学”这一概念几乎从未进入专业研究者的话语体系。一些现代地理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实际属于地理历史研究范畴,前者之名掩盖了后者的存在;进而主张建立一门与历史地理学并驾齐驱的新学科——地理历史学。事实上,类似争议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学术界亦曾发生过。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和贝克都曾有所阐释和辨析,值得镜鉴。本文重申只有将历史地理学视为沟通和融会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传统学科之间领域的学术关怀,才能摆脱古往今来两者各自立足于本位而提出的片面见解。重视西方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厘清这一争议话题的本质,也有利于推动本土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     

历史哲学的可能性及其理论建构——基于哲学与历史学学科属性的对比

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哲学凭借概念展开推理,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侧重于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相互攻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观点。克罗齐主张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但认为历史哲学不能成立,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历史哲学不仅可能而且具有内在的结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访谈录

美国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是海外知名学者,主要研究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赵全胜教授认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时代如何治国理政方面的新纲领,带有指标上的意义,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更加清晰。他还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战争没有赢家,维持稳定与和平需要拥有智慧与妥协兼备的外交策略。只要中美两个成熟大国拿出诚意、理性、智慧和决心,就一定能构建起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特征——谢元鲁教授访谈录

中国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访谈中,史学界知名学者谢元鲁教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兴起于晚明;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特征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了解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     

华夏文明曙光的追寻者——沈长云教授访谈

沈长云，男，1944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无奴派”五家（黄现瑶、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之一，否认中国历史经过奴隶社会，突破“五种生产方式”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先秦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08年4月25日上午，笔者就沈教授的学术成就和目前研究方向等进行访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

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中国艺术史是情感与程式矛盾运动的历史

中国艺术史是情感与程式矛盾运动的历史。中国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带有政治伦理色彩的、以"中和"为审美特征的情感。中国艺术还具有"程式"特征,就是艺术表现中的种类、类型、材质、风格、形式或笔法等所体现出的深植于集体无意识深层,成为无法摆脱的具有稳定传承的定式。程式是用来装情感的,程式又是消极的,它有惰性,但情感有时受它的驱使,有时是反抗它的驱使的。当情感以一个时代为整体普遍发生变迁的时候,程式却固守不变,此时艺术走入末流;当最适合表现新情感的程式终于找到,艺术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这中间的流动构成中国艺术的历史。"中和"之情与惰性"程式"的本质特征、"师资传授"和"传移模写"的尚古创造传统,导致中国艺术的历史具有轻微、静态、缓慢的变化性,独立于世界艺术史之外。     

对青少年社交焦虑个体的深度访谈

作者通过对9名初中、高中和大学社交焦虑青少年的深度访谈,从个体生活经历和心理发展变化的角度研究社交焦虑及其重要影响因素间的关系。通过访谈发现羞耻感、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低自尊水平、朋辈关系、人格中的内向和神经质因素对社交焦虑有重要影响作用。本研究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认识从个体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为研究羞耻感、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对社交焦虑产生、发展和维持的重要影响作用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     

论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民主党派自觉自愿的选择，是各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历史经验，是民主革命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承续和发展。在多党合作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曾提供了成功的实践和经验。     

让心理学走向大众——专访西南大学黄希庭教授

黄希庭教授认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不仅应对学科的理论建设有所贡献,还应当对社会有所回馈,即让心理学走向大众,进入家庭、社区、学校、机关、军营、企业等各个领域,积极参与到和谐社会中人的心理健康的建设中来。黄希庭教授始终坚信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是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十分重视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吸取养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开展"个性化成才教育"实践。黄希庭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历经多年探索创立的健全人格养成教育理论,对我国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近年来,在心理学应用领域,黄希庭教授对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社区心理学的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倡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寻找研究的课题和灵感,主张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写进社区千家万户群众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