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

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礼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机制中对制度正义的追求、朴素的民本意识、重视君德及君权至上的人治思想等方面。对于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及制度文明的建设来说,它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主要在于:情理结合的制度正义思想为当前制度建设提供了一定的传统伦理启示;关注民生民意的民本观念对于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模式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通过对其人治思想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有利于从反面推动和促成政府及政府官员从民之父母的角色意识中真正脱离出来,从而构建起一个和谐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论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儒家政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观念,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以民生民意为中心的民本观念;二、以强烈的君德意识与君权至上观念为主体的人治精神;三、朴素的制度正义思想。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宗法政治都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尤以其制度正义思想最为重要;去除其中的君主专制等封建政治的糟粕,它对于当前的执政制度文明建设也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王船山在治国、理政、哲学等方面阐述了自己深刻的见解,在人与法、权与法、德与法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文主要探讨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分析问题,提炼它的实践价值,这对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大有裨益。     

"汤"、"和"相喻——从饮食发展到社会和谐

"汤"是极其普通而又十分重要的饮食种类之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孕育出的"和"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意旨深远、内容丰富的隐喻."和"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且还是传统政治伦理学说体系的核心,已经深深嵌入并极大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人伦关系.以"和"为基本内涵和价值追求的传统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荀子的义政思想——以荀子礼、法制度的制度伦理蕴涵为中心

相对于孔、孟的仁政,荀子的政治哲学体系则可称之为义政."义"是荀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主要具有"仁"和"中庸"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其"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中,"仁"和"中庸"具体化为民本、尊君、人治与制度公正四个方面的制度伦理蕴涵.四者既彼此制约,又交互补充,共同维持着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价值均衡与和谐,是其义政思想的主要体现.因此,荀子的义政思想实质是一种和谐政治思想,对今天的执政制度伦理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墨子的"法治"观及其现代价值

"法治"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即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义正"(正义)之法,为"尚同"(平等)之法,为"天志"之法,为"法天"(或"则天")之法,为"中效"之法,为(百姓广泛参与的)"谈辩"之法.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因此,墨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主张"法治"的思想家,而且还因其独具"现代性"而使其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     

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特征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公务员的渎职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此,日本政府于1999年4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具体规范了公务员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特别职公务员与一般职公务员伦理立法相结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内容细致、可操作性强;在对公务员不当处分的救济程序上体现了《行政程序法》与《国家公务员法》的衔接。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对我国反腐败的立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以前文艺思潮的伦理观

“十七年”与“文革十年”通常被认为是新时期以前。在这二十七年中，其文艺思想在总体上体现了国家（政党）伦理的价值取向，但过度地强调国家伦理的价值诉求导致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单一化，并与潜在的个人伦理（人道情怀与艺术规律的追求）产生冲突，从而引发难以调和的矛盾。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法律课引入道德教育的意义

经济法律课是大学商学院的专业必修课。经济法律规范的许多行为大都是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因此,在讲解这些规范和分析具体案例时,适当引入引起这些行为的道德根源,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准,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理解经济法律的能力和增强大学生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走向法治的新契机--入世背景下中国法治道路模式

在加入 WTO的背景下 ,中国法治道路有了自己的特质 ,并将在深层次上为中国走向法治之路提供契机。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内部力量的涌动下 ,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之间互动发展过程中 ,法治理念将逐渐融入市民社会 ,渗透到政治国家 ,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追求。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和规范的政治国家这两个轮子的互动下 ,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 ,中国将步入法治之路 ,走向宪政之巅     

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法律起源于道德。因此,现代立法都非常重视法律必须反映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即最具普遍接受性的道德层次。法律的滞后性特点,使法律无法完全反映社会基本道德要求,但这种矛盾却可以进一步推动法律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有法律明确规定或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不得不利用社会基本道德原则案例,如何防范任意性或随意性的司法实践道德原则运用,需进一步探讨完善。     

论王船山的法治观

王船山胸怀“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文章从权与法、人与法、德与法等方面来论述其法治观。     

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     

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理论探源

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思潮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理论依据。尽管西方学者较中国更早地系统关注生态伦理问题,但中国古代学者著述中关于生态伦理的直观、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仍具有积极的价值,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中国当代生态伦理思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质要求、根本保障和重要途径。加强法治,必须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健全民主法制建设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