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他者”理论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拉康的“他者”理论,在廓清其内涵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一理论的现代意蕴和当代价值。首先,在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下对“他人”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其次,论述了“他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能指系统,通过对无意识与“他者”、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无意识是‘他者’话语”一句的内涵及“他者”对主体的侵凌强暴关系。文章最后是拉康“他者”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     

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

费孝通一生经历坎坷,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价值观.首先我们说费孝通继承和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个人的命运熔铸在杜会和国家的命运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其所学得的知识为人类服务,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他“弃医从社”立志“为万民造福”.他不断探寻农民致富的途径,概括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经验,将“富民”思想落到实处.费孝通宏图大略的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他对“全国一盘棋”格局的设想,二是表现在他对文化世界多元一体的瞻望.     

“变乃能复，复乃能变”——吴乔对“变古”与“复古”的创新重构

吴乔对“古”赋予全新定义,重构了与众不同的“变复”论。他指出“变”的是“古”之外貌,“复”的是“古”之神理,变复乃相互有机的共存关系,这是吴乔别出心裁的见解。而且,他根据对“古”的崭新见解,切中前后七子“复古”之谬误,从而纠正前后七子摹拟弊病。吴乔“变复”论是重“意”诗学观的贯彻,他的这套创新的“变复”论突破了既往议论范畴,开拓了“古”的全新境界,因此在诗歌史论中具有极高的价值。     

黄庭坚诗歌的章法、句法和字法

<正> 众所周知,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是以杜甫为效法的榜样的。尽管人们对他的“宗杜”有不同看法,但他在对杜甫诗歌的学习中,孜孜进行艺术方面的探求,对宋诗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诗歌讲求“章法”、“句法”、“字法”。在这方面,他有理论阐述,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章法方面,他认为“文章必谨布置”,在句法上,他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以后诗歌,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在     

庄子的言意观辨析

庄子是从“道无”的本体论出发并下降至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建构其言意观的。在他那里 ,言意关系是言、知、道三者关系的延伸。他承认在形而下范围内“小言”与“物之粗”是统一的 ,言是可以尽意的 ,而在形上超验领域中 ,言与意不相通 ,“意之所随”不可说 ,后者是其言意观中的主导倾向。他以此为基点 ,以“得意忘言”为途径 ,首创了超越式言意观 ,对后世形成“意在言外”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评卡尔·波普尔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观点

波普尔在建立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理论时,是以他对“归纳问题”和“划界问题”的独特的观点作为二块基石的,我在另外二篇文章中已对他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评论。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在提出了他对上述二个问题的观点以后,接着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并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实际上提出了他认为与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相区别的一种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涉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是比他对归纳问题和划界问题的观点,更为基础的观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批判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一)引言华岗这个“学者”是冒牌的,最近国内报刊已有人开始对他进行揭露了。华岗在山东大学这几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把自己装扮成个“学者”,尤其自命为是个近代史的“学者”。他所以这样,是由於他印行过三两本近代史方面的著作的缘故,而其中成为华岗最大资本的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下简称“华书”)这本书了。华岗这本书,我们应该承认它对读者的影响是不小的;因为从其印刷     

从《宋论》看王船山关于“陋宋”的观点——兼论船山的政治思想

<正>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史论家和爱国主义者.史论是船山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论史的一大特色,就是通过对历代的兴替、存亡、得失的总结,作为“求治之资”。所以他的史论,往往就是他的政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论史时曾经批判过“孤秦”和“陋宋”,特别是指责宋代统治者,因“陋”而使国敝,先陷于女真,终亡于蒙古,溃决了“华夷之大防”。显然,这是他联系到当时明亡于清的现实,有感而发。本文拟从他在《宋论》中提出的关于“陋宋”的观点,作一些考察,进而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些探     

德里达:他者的耳朵

众所周知,在现象学方面,胡塞尔晚年“Horizont”(视域)学说比他的他人理论更接近当代的“他者”旨趣;在精神分析学说方面,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他者”已蔚然大观;在同时代的法国哲学中,勒维纳斯的“他者”理论更是对他者状态的尖锐化和鲜明化。可是,德里达的问题是,如果胡塞尔的“视域”已经成为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成为“太阳的太阳”,成为历史性本身,那么,我们该如何讨论这个意义上的“他者”?如果精神分析中的“他者”只不过是一个“发明”,我们该如何认识“他者”?如果勒维纳斯希望走出一条迥然不同于希腊传统的道路,但他所提出的“他者”…     

传播与“共同体想象”——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探析

本文从托克维尔对美国传播媒介的观察出发,探究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分析传播怎样塑造了“社会”;二是探究传播应该怎样塑造“社会”.不过托克维尔对传播塑造美国“社会”的分析,其实质是对“共同体化”的分析.在他的视野中,传播塑造了新的“共同体”.他也寄希望于传播构建“理想的共同体”,维护他所珍视的自由.以此出发,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和李普曼、杜威、凯瑞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并给传播学的研究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钱学中的红学论申说

钱钟书先生未有专门的红学著述 ,但他对近百年来的红学却是了然于心的。作为红学的“槛外人” ,他确有不少“旁观者清”的灼见。他对红学是诗学而非史学的见解 ,贴切而深刻 ;他对诗与思的“交煽互发”的理解 ,为红学拓展了新天地。所有这些洞见 ,都是被“身在此山中”的红学者们所忽略了的     

周文小说风格论

左联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的扶掖和推出, 以及 20世纪 30年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 对造就“多产作家”周文不无帮助。然而通过对周文小说世界的考察, 可发现他对左翼乃至 30年代的“群性”具有某种偏离。“非英雄主义”是其一。他的小说中找不到英雄主义, 而英雄主义在 30年代民族危亡之秋是怎样的振奋人心、炙手可热! “非优美”是其二。以绝地意象统摄小说世界, 决定了他“非优美”的艺术追求。而“非英雄主义”与“非优美”的结合不但令周文小说风格独具, 而且内在地契合了他对世界的“绝地”感受与“弱者”观照。     

情与理的搏斗——论《雷雨》中周萍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 在《雷雨》中,周萍可能是一个最复杂的性格。作者曾提醒表演艺术家们:“周萍是最难演的……他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在周萍出场时,作者不惜用了一千二百多字来阐述他的心理性格特征(蘩漪用了六百多字,周朴园和侍萍各用了三百多字)。几十年来,评论家们对他的理解和评论与作者对他的阐述也大相径庭,其参差也大大超过其他人物,以至一些评论家不顾《雷雨》的思想艺术成就和它在各种层次读者中的广泛影响,断定《雷雨》“对周萍性格的主要方面还缺乏足够认识”,甚至说“有美化周萍的地方”。事实上评论家们也主要是把周萍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在那里描述着,我们经常看到的总是“纨裤子弟”“花花公子”“淫乱”“自私”“伪善”“放荡”“精神颓丧”“卑鄙”“丑恶”这些字眼。作者当年曾希望有个好演员“化开他性格上一层云翳”现在看来,这层“云翳”已被评论家们染成了浓云,点成了污秽的斑痕。     

威廉斯的文化(文学)思想评述

对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的研究一般从他的文化思想入手进行分析。但是威廉斯在阐述他的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始终融入了他的文学思想。威廉斯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关于文学概念发展的研究、他的“中介论”和“感觉结构”理论,这些理论与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来吃饭的是父母

周末他请三个人吃饭,两位是他的上司.一位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中午他就打电话跟他们联系,每个人都说“没问题。”于是他在酒店订好了包厢.并提前半小时赶到。服务生问他“现在上菜吗？”他说：“上。”又问：“标准呢？”他说：“当然是680块钱的。”这个酒店的火锅套餐分180元、380元和680元三个档次。请客时他是不会给自己丢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