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平屯田

自新石器时期以来,湟中地区已有了原始农业。但到无戈爰剑时仍是“河湟间少五谷”。汉代以后农业的深开发,则是从汉宣帝时营平侯赵充国在此主持屯田开始的。后人缅怀他而吟咏的“湟中昔赵侯,遗泽遍行潦”,“缅怀汉营平,千载称其贤”等诗句,尺纸难列。赵充国字翁孙,上邽人,后徙家令居。善骑射,有谋略,习边事。武帝时以军功为中郎,昭帝时为中郎将,升后将军。后与霍光等定策立宣帝,封营平侯。     

赵充国在青海

公元初赵充国在青海屯田 ,对当时经济、社会与军事方面都有其重要意义。文章对此作了简述     

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

本文通过对元代屯田的考察 ,论述了元朝境内大量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包括汉族向边疆民族地区迁徙 ,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徙 ,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     

清代湘西苗区屯田

清代的湘西苗区屯田,始建于嘉庆初年,是有清在边疆、民族地区所建屯田中时间较晚的一个。湘西屯田,尽管组屯的起因和目的是为了监视和镇压广大苗族人民,但由于清朝政府在建屯时,曾参照吸取了近边的如贵州古州等许多屯田经验,融军屯、民屯、苗屯于一体,使之互为补充,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湘西屯田在清代屯田     

元代黑龙江地区的屯田

元代黑龙江地区的屯田白晓清元朝统治者将接收的金、宋遗留下来的官田，没收的旧皇室和一部分贵族、大官僚及大地主的土地，接收的一部分无主之田与各种荒闲之地作为政府掌握的官田，除了赏赐宗王、官吏和寺观外，普遍地进行了屯田，以收取地租增加国赋。元代屯田，规模庞...     

论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发展

自汉武帝开拓河西,将河湟之地正式纳入汉帝国的郡县体系之中以后,儒家学说便开始在河湟之地生根、开花、结果。从汉开河西到清朝末年的1900余年间,河湟儒学经历了萌生、发展、鼎盛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也接受了停滞、衰败的洗礼。儒学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可她毕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青海河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有研究之必要的。     

党项族的迁徙及其迁徙的原因和影响

党项族原属我国古代羌族的一种。南北朝时其居住的区域，“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即今天的青海祁连山以南的河湟平原和甘肃西南部的洮河上游一带，西边在阿尔金山一带。史书既言南北数千里，说明河西走廊也有党项族的分布，《元史·地理志》称：“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肃三州，尽得河西故地。”     

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

伊犁地区在我国的西北边陲。清代的伊犁地区,北为巴尔喀什湖,西为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东与乌鲁木齐所属精河接界,东北与塔尔巴哈台所属阿鲁沁达兰卡伦接界,南与阿克苏所属噶克察哈尔海台接界,东西一千五百余里,南北一千一百余里。”①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即在伊犁大兴屯田,为开发我国西北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本文所要讲的西北地区,系指北宋政和元年所划分的政区永兴军路、秦风路和河东路西北部及西夏全境.这个地区在祖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秦陇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是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治重心所在.河西、河湟及银川平原之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自古即为各游牧部族驰逐往来的场所,也是中原王朝屯田畜牧和军马供给的重要基地.特别是汉唐以来该地区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亦即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同时它又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与西南民族联合的接合部.所以该地区一向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必争.     

明代云南屯田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派驻云南的大将沐英上书,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开耕,以备储(彳待)(音峙)”。朱元璋接受他的建议,把自元代以来的屯田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明朝在云南的屯垦,比之元代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批从内地各省迁移汉族人口去云南。明以前,云南是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即“多夷少汉”。明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汉族逐渐由少数变成多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把屯垦定成云南军政的一项基本制     

北宋王朝治理青海方略

北宋立国，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东北和北方是辽国，西北有西夏和六谷，河湟吐蕃等部。其后厮建立青唐政权。今青海省其他地方为互不统属的部落。北宋王朝对青海的治理方略，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针对厮势力的强弱，真宗、仁宗时期和神宗、哲宗时期前后呈现出不同特点。大致说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结好推恩牵制西夏北来为笼络河湟蕃部，“抚宁部落，务令安集”。政治上，“擢其酋长授以节，策其首领等级命官”①，对蕃部首领各种官职，授以不同爵位，使共击西夏。经济上，“诱之以货物”，“辇金帛以慰其心”，即以经济实力为…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清代前期新疆屯垦政策演变

历代中央王朝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无不将屯田作为解决粮食运输困难的重要措施,以服务于国防目的的军事屯田方针长期不变。18世纪以来,随着新疆逐步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新疆屯田从临时性以边养边措施演变为持久的到全国性的经济开发的一部分,改变了新疆的经济格局。作为一项前近代国家的传统边疆经济政策,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后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对新疆近现代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

一关于古羌人向藏区的迁徙远古时代“三苗”等内地居民不断西迁,与西北河湟等地区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为羌,羌又以河湟为中心不断向其东、南、北及西南地区迁徙,与今西藏、青海、四川藏区的土著居民不断融合而发展为今天的藏族。在距今不少于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湟羌人,由于畜牧、狩猎、采集乃至发展农业的需要,就开始了向南及西南地区的迁徙。西藏林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     

唃厮啰的交换贸易及货币形态

哺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以青海东部为中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藏族政权,在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初雄踞河湟地区,其首府在青唐,即今青海省西宁市,史称其辖地“占河湟间二千余里”,东至秦州西界,南达今果洛地区,北至祁连山,西据青海湖,大致占有《宋史·地理志》上的鄯、湟、廓、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和积石军地,人口约百万。居民有吐蕃、党项、汉、回纥人,以及侨居境内的西域各地商人。其历代首领都接受宋廷的封赐,称臣纳贡,但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丝绸之路”北道在真宗年间被西夏控制后,众多西域贡使商人苦于西夏的“钞掠”而改走“青唐道”;响厮啰的统治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各族商人络绎于道,纷沓而至,皆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二)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浅谈道教文化对青海河湟地区民族文化影响——以道教正一派在河湟地区传播影响为例

本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道教与河湟多元文化的互动为轴心,对道教正一派在青海的传入、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通过结合实地调研资料,以河湟地区受道教影响最大的乐都县与民和县为典型个案,解析河湟多元民族文化模式受道教文化影响的特殊现象。提出如下观点:一,道教与藏传佛教结合;二,道教与北方萨满文化的结合;三,道教对河湟各民族丧葬礼俗的影响等。     

明代河湟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在河湟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延伸。中央王朝通过实行特有的治理模式、推动文化变迁、将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河湟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河湟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之自身处于族群边缘的困境,于是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忠君爱国,学习儒家文化,认同“国民”身份。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