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魏晋玄学与山水自觉

魏晋玄学的兴起与老庄思想重新盛行,尤其是在文人及上层社会中涌现出了一批名士,这些名士所构建的新的权威思想体系,十分符合当时士人们的精神向往。由于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步入画坛,特别是他们借助道家的力量转向山水,进而引发了一个勃发艺术生机的"山水自觉"时代,他们所论述的诸多精辟见解,阐明了中国山水画独特的审美观并奠定了山水画的理论基础及美学传统。     

清音袅袅 情韵悠悠——古诗文中的啸及其传达的情感意绪

啸普遍于古代文士的行为与创作中,既是古代士人任情自适、旷放不羁的性情的体现,也是其内心落寞、精神苦闷的象征及思想超脱的反映.这是士人的个性气质使然,更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及其在那一时代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     

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兼论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迁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构建起来一套政治制度,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朝建立后,奉行黄老无为政治,在政治组织上层将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低级政治组织领域内仍承袭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汉武帝时期,士大夫政治模式的演生,形成了士人与文吏的契合点。在士大夫政治模式下,文吏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依然存在,士大夫在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分歧在官员与吏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员更倾向于士人之理想,而吏员则倾向于坚守文吏政治。     

晚明士大夫与旅游资源评价

晚明时代旅游风气兴盛.晚明士大夫作为这一时期旅游活动的主体,在积累了丰富的旅游审美经验的同时也总结提出了他们的旅游资源评价观点.晚明士大夫的旅游资源评价观点主要是建立在旅游审美基础上的,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旅游资源本身价值的评价与对旅游资源外部开发条件的评价.晚明士大夫意识到了旅游审美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在提出这一旅游资源评价观点的同时,也强调了不同的旅游审美观在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的形成中所具有的影响意义.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战国策士的复杂性格及其成因

战国是策士的黄金时代,"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政局变革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国策士深受春秋以来任侠文化的影响,重义使性、傲视王侯.同时,在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他们又表现出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功利化倾向.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学术风气、士人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对后世士人精神品格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     

美丽的悲剧诞生——正始士人审美情趣产生的悲剧性

本文认为正始士人审美情趣的产生是悲剧性的.从发生学来讲,与儒、道审美情趣是其价值取向的自然呈现不同,正始士人的审美情趣是其价值取向与行为悖离的结果,是发泄苦闷、痛苦的手段外现.从功能学看,这又使他们走向了自虐、自欺与自我麻醉,更加重了他们追求自由的痛苦,使其审美情趣的悲剧性愈加突出.     

士人的优雅及其当代意义

优雅一词在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它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通过古代士人人格的优雅、审美的优雅、艺术的优雅、生活的优雅鲜明地展现出来。探析古代士人的优雅并促进其在当代更高形态的复归需要我们:继承士人君子精神,培育优雅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士人审美理念,崇尚审美人生,建设美丽中国;践行古代士人生活艺术,走向优雅生存,构建和谐社会。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以深婉为悲凉：宋末女性诗词的哀音愤志

宋末乱世,一些女性以血泪在诗词中状写王朝的崩溃,倾吐一己的遭际,其气节之高格,情志之深婉,沉实悲切,深挚动人,作品也因放眼于国家和民族的衰亡,折射出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精神。     

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从乾嘉开始,清人多用“厚”这一范畴品评宋词,其理论内涵总体上可分为宋词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两大指向。清人认为,主体之厚决定词体之厚,故欲求词中之厚,必先葆主体性情之温厚,然后将家国、身世之感寄于物象,可得内在的有寄托之厚;若能将寄托之意出之以顿挫之笔,给人吞吐沉郁之感,便得外在的浑厚之风;而最高境界则是由主体温厚之性情与词体深婉之特性相交融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整体之厚。其他诸如“沉郁”说、“重、拙、大”理论等,在实质上皆以主体之厚为本原、词体之厚为指归。清人以厚论词,不仅为了疗救前期词坛空疏浅薄之弊端．更蕴含推尊词体的深层目的与巧妙策略。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