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

本文以综合论语言观为前提讨论文学语言。其主要论点是 :一、文学语言应是以言意并重的审美形态为主要目的、以情趣想象为主要构建方法、以二度规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话语 ;二、文学语言应是由理性、情感和审美三维 ,意义和意思两面构成的话语 ;三、文学语言应是具有整体融合性质的话语。     

论老舍的民族化语言观

民族化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其代表人物为老舍,他的以强烈的民族意识、俗白的语言风格和民族语言的多元审美追求为核心的语言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做出了贡献。     

从“诗言志”看刘勰的文学语言观

本文以“诗言志”为切入点探讨刘勰的文学语言观,指出刘勰尽管发现了语言的“物性”,但仍相信可以通过两种办法来加以挽救,反映了刘勰对文学语言的乐观态度。     

从"诗言志"看刘勰的文学语言观

本文以"诗言志"为切入点探讨刘勰的文学语言观,指出刘勰尽管发现了语言的"物性",但仍相信可以通过两种办法来加以挽救,反映了刘勰对文学语言的乐观态度.     

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与批评实践审思

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鲁迅文学语言形成的渊源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鲁迅语言研究和鲁迅的翻译观、翻译语言及翻译实践研究三个方面，在研究范式方面大致形成了历时性的直觉和常识的范式、分析哲学的范式和并不充分的整体论范式。我们需要梳理这些方向和范式下的研究成果，重新辨识不同研究范式的价值、意义和限度，从学理层面和文学研究实践层面探讨鲁迅语言研究的学理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以此发现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来的审美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及其牵扯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精神诉求和文化趋向的嬗变，推动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走向包含文学语言、创作和翻译主体以及研究主体的整体性研究。应该说，对鲁迅文学语言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探寻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革新的可能路径，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发展进程和规律的把握。     

语言是文学之家--汪曾祺的语言本体观及其在创作中的验证

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在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语言本体观念直接联系,他的语言本体观包括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和语言具有文化性特征这两方面,前者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后者成为他语言风格的深层原因.从他的创作实践可以验证他的观点.     

症结与出路:文学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传统语言学认为，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因此两者之间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观。要使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新突破、新发展，就必须破除这种语言观，而借鉴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人文学的理解和解释。这种人文学的语言观给我们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一、“语境”的理论。强调要从多种关系的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二、“交往”的理论。阐述如何通过阅读，使作者与读者之间获得沟通、融合乃至发生变化、更新。三、“个性化涵义”的理论。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这是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与人文科学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人类先进文化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应包括：系统整体观、人文价值观、社会实践观、文化创新观。运用人文科学的思想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系统科学观，在人文科学的建设中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对于人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三大流派

纵观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关于语言的不同观点促成了很多文学批评流派的起点和终点.语言使用者、语言、语言意义和语境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四维关系.语言又与叙事紧密相联,形成一个语言与叙事互动的文学批评大潮.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可分为形式主义语言观、语言的诗性与意识形态性、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三大板块,它们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我们认识文学语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自然 恬淡 和谐——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风格

本文在综述汪曾祺小说语言观的基础上，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一)诗化的语言；(二)散文化的语言；(三)素朴雅致的语言；(四)简洁和谐的语言。并在分析其语言风格的过程中探寻了汪曾祺小说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原因。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名/言、道——老子语言哲学思考

老子哲学中,"道"与"名"或"道"与"言"几乎是两个并行的概念。老子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名言与道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世间纷争皆因"言"而生。"道"是可以表达的,但绝非普通语言所能表达。"道"即"思想"或"意图",也可以说是本原的世界。语言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但也有其局限性。本原存在着的世界和由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隔阂。通过研究老子"道、言"说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的"言"与"存在",透过语词(或名称)的表层含义,可以使人类多角度多侧面地充分认识这个世界,彻底摆脱语言的束缚。     

“言意观”探析

中国古代学者主张"言不尽意",这种言意观反映了古代学者对语言有限性的认识.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前者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诗,应恢复语言原初的多义性,隐喻性;后者则提出"语言游戏说".汉语是一种颇具意义张力的语言,它在表达意义的时候,留给了读者广阔的阐释空间,语言与意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从工具主义观念出发,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提出了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意义学说,反对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具有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特征。杜威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哲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实用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主张用意义理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现代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

关于《离骚》的命篇之意,自司马迁以来有"离忧"、"遭忧"、"别愁"诸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所据,但整体上未能密合《离骚》文意。从文本分析来看,《离骚》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决计远逝自疏、离别故国之际的心灵悸痛。从语言性质来说,《离骚》使用的是与中原雅言高度一致的书面楚语。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其他文献的相关训解,可知"离骚"当解为"离别之痛"。     

关于英语借入日语的若干探讨

本文从外国语和本国语中外来语的关系入手,探讨了英语对日语在语音、语汇与语义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回顾英语借入日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从语义学阐明英语(外来语原语)与日语(本国语)之间的继承性和变异性,说明掌握英日语间这种嬗变规则对学好第二外语(日语)的现实意义.     

祁彪佳园林小品的审美品格

祁彪佳园林小品文在晚明小品园地中一枝独秀。作者意随景到,笔借目传,在景观园林中寄寓自己的心志情感与园居意趣;并运用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中的＂借景＂理论,妙合自然,于有限的空间中营造出无限的空间意境,其小品文字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行文灵动、摇曳多姿,有时在景观解说文字中插入传说或历史掌故,使一丘一壑凝聚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文字与文学语言

本文论述文字不一定就是文学语言,不是文字的即非文字的符号也可成为文学语言。     

文学文体学对语言变异翻译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是作家体现作品主题意义和实现作品美学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往往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本文主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文体价值及翻译原则,指出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在翻译中必须考虑其文体价值。     

语言与思维孰先孰后论

语言与思维孰先孰后,历来是许多专家在语言思维关系方面争论的一个问题。文章总结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综合论述前面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别指出了其进步和不足之处,进而又在含义和起源方面论证了第三种观点的合理性,同时又指出其尚待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