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类型关系的研究

改变以往采用国外测量工具对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的方式,自编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方法：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用SPSS10．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等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和精神质与消极情感等呈显著正相关。外向稳定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均分最高。结论：高外向性、低神经质、低精神质、情绪稳定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较强．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大学生感戴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际困扰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人际困扰对大学生感戴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大学生感戴量表(GRAT)、人际困扰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组合,对206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自陈试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⑴感戴水平、人际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显著;⑵人际困扰在大学生感戴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维度的影响中调节效应显著,而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维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评价[1].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文章试图将大学生性别差异因素引入大学生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探讨,旨在了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进一步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性别差异的关系,对某高校在校294名大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应加强自信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大学生有更强主观幸福感.     

黑龙江省高校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问卷对高校体育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个方面。结果表明:女性教师较男性教师的主观幸福感高,新婚教师比未婚和其他已婚教师幸福感高,31-40岁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体现了教师的幸福感随着职称的升高而上升。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性别角色研究及其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从Bem提出的性别角色模式出发,根据典型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在个体身上不同水平的组合,把342名在校大学生划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个性别角色类型组,对四组被试在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以及个人和社会两种取向的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在不同性别角色类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考察,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需要得到满足和理想实现的心理体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以财富为第一位,其次是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生活如意以及社会和学校认可等。中国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状态。影响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是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专业学科及家庭教养方式等;主观因素则是人格特质、主观效能感及价值观。高校应从创建高尚的校园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用社会实践提高应对能力等方面创设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要从树立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主观变量方面多维度进行引导,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幸福观。     

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研究

采用大学生学习幸福感问卷、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及大学生学习适应量表对40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学习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大学生学习幸福感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习适应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适应对大学生学习幸福感有预测作用.     

黑龙江省高校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简

通过调查问卷对高校体育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个方面。结果表明：女性教师较男性教师的主观幸福感高,新婚教师比未婚和其他已婚教师幸福感高,31—40岁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体现了教师的幸福感随着职称的升高而上升。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某省调查为例

本文以幸福指数为分析工具,对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等七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就本次调查来看:除城市贫困群体外,所考察的其他六个社会群体的总体幸福指数均高于理论均值.不同群体间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并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主观生活质量所存在的群体差异,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实现状况.主观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对自评幸福感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群体差异.当前,知足充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对七个社会群体的自评幸福感普遍发挥作用.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基于系统观视角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本文从系统观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自助策略与外界支持策略。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整体认识,并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有所启迪。     

住房产权、婚姻状况与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社会工作者等群体幸福感是新时代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立足点.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对我国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主观幸福感仅处于中等层次水平,并存在世代递减,户籍分化,个体差异等特征.就其影响机制而言,住房产权不仅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并通过婚姻状况的中介而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凸显住房产权影响的关键性.而住房产权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随世代结构的演变而顺次降低,但其间接效应却随之显著提高,使得住房产权的效应结构因世代结构差异而完全不同;住房产权的总效应仍呈现沿世代结构演进而小幅度上升的态势,凸显其影响的世代结构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影响路径,采取相应对策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     

内蒙古高校教师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采用《人际关系综合量表》、《安全感量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以183名内蒙古高校教师为被试,研究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高校教师人际关系在性别、蒙汉民族、教龄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对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呈极其显著负相关,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对人际关系有直接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