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根源、变异及培植

生生不已、自强有为、尚义崇公、包容存异、关怀济世等五大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基本精神的根源是大自然的“行”与“事”,因为各种缘由而变异了的“儒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不能等同的。儒家基本精神现代价值的落实是需要培植的。     

现代管理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许多人在研究儒家思想与管理的关系时,往往首先会想到“利”和“义”的关系,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名言为儒家弟子千古传诵。它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儒家思想轻利重义。而在现代社会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从曾国藩的“人治论”看儒家思想的反动性

曾国藩在鸦片战争后炮制出一个“修己治人之道”的“人治论”。这个“人治论”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垂死时发出的哀鸣。过去有些尊孔派人物把儒家思想誉之为中国的“民族精神”,说它在近代则成为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根据,这是对历史的颠倒。历史事实证明,儒家思想到了近代则变成一种带有     

林语堂对儒学的现代性阐释及阐释的现代性意义

林语堂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至深至大，一生追求儒家的“仁爱”与人性的完美；同时，他又非常崇尚老子“复归于婴儿”的单纯简朴，羡慕庄子“邀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潇洒与任性，所以他心灵的深处时时放飞着一份旷达、放任、自由的“士”的情怀。他把道家思想中崇尚自由、尊重个性的因子注入到儒家思想中，又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观照儒家思想，以现代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化思想补充儒学思想“仁”的内核，从而延伸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这使他的儒学思想不仅浸染上了浓郁的道家文化基因，而且具有了现代性意味。     

论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进路——“时代化、科学化与生活化”命题探析

价值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面向现代性的现实境域,传统儒家思想只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和时代价值。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即把它的理论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新任务,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化”即实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念的对接,从而祛除自身理论体系中的封建性糟粕,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生活化”即把传统儒家思想融入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来,关注每个人的个体价值,为现代人确立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试论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

试论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戴桂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的思想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它主张以“道”为体，“道法自然”，倡导“清静无为”的思想，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事实”和...     

武则天与儒家思想

在佛教昌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武则天与儒家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为了夺取政权并进而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充分利用“从周主义”、政治“正名”、重科举用文臣和制《臣轨》等儒家思想为其服务,武则天是一个务实的“以儒治国”主义者.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东方文明中的一颗明珠。儒家的“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团队精神、领导者的人格魅力等管理思想基本一致。研究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参与竞争、赢得优势、形成具有个性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者常创常新的恒久课题。     

儒家思想对居宅文化的影响

介绍了儒家思想文化与中国居住文化的关系,揭示了儒家“美善相乐”的美学观点,并结合民居建筑装饰语言,来诠释儒家思想对居家文化的影响。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近十年来儒墨对比问题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儒墨对比问题方面的研究仍集中在爱人、尊贤、修身、仁义、义利、忠孝、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分析论述上,涉及两家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并出现了用出土简帛等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总体上比较两家区别的论述多,而探讨二者之间联系及应用的论述较少。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儒家思想制度化的启示

当代社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新儒学在亚洲国家的复兴,世界范围的经济伦理主义的出现,表明早期儒家思想恰恰与现代经济潮流相和,而制度化的儒家思想对超越农耕经济的新经济形式的排斥,则是我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是我们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体制所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

该文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延续的原因、表现和基本特征。在分别论述了经学经世、史学经世、经世文编等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之后,综合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层次性、融合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并指出它的原典精神及其体现出来的某些人文精神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     

儒家“人治”思想批判

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何晏玄儒兼治思想发微

正始清谈领袖何晏会通儒道建立起比较成熟形态的本体哲学,但是深入到“以无为本”的抽象思辨未能完全熔接传统儒家。《论语集解》致力经学玄化开创了学术新局面,然比之王弼则基本仍是汉儒正统立场的延续。史书记载何晏玄学政治观指导下的正始改制言行多有牾,矛盾背后正是时代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何晏遵循儒术的的政治实践体现出儒术与道体分立的鸿沟,进而探讨圣人情性表现为玄学理想人格构建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