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史与道

把“史”与“道”联系起来考察，是从龚自珍开始的。“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不过，龚自珍这里所说的“史”却既非历史，又非史学，而是史官和史家。“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是故欲为史，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吃毋端，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归宿则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②这样看来，龚自珍所“尊”之“史”既非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存在，又非知识论层面的史学研究，而是主体论层面的历史学家。在另外一个地方，龚自珍又说：“…     

古文潜话说略

潜语,是文言语句中潜在的而又无法确定的词语。它类似省略,而又不同于省略。说“类似”,是有潜语的语句也“必须添补一定的词语意思才清楚”、“经过添补的话是实际上可以有的”;说“不同”,是潜语的添补不“只有一种可能”,它在语言结构中莫名其妙地隐去了,人们只能顺蔓摸瓜,推测出它的意思,却拿不准到底是什么词语。例如: (郑人缓……为儒,河润九里, 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 其父助翟<按:即缓之弟也>,十年而 缓自杀。其父梦之日:“使而子为墨 者,予也……”)夫造物者之报人 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彼故使 彼。夫人以己为有以异…     

“浣纱石”和“古浴美施闸”

“浣纱石”,座落在浙江省诸暨县浦阳江边。《苎萝西子志》曰:“暨阳苎萝山,其下有浣纱石。云相传范少伯行春,而遇夷光于此。”又曰:“江浦有石,相传西子浣纱支倚其上。”又据《诸暨县志》载,此石“相传为西施浣纱石”,“乃晒纱处也”。石上“浣纱”二字,据《诸暨县志》载:“世传为王右军(羲之)书”。一九八○年九月底,诸暨县人民政府又在“浣纱石”旁,建立了“西施亭”。“古浴美施闸”,位在萧山县苎萝村附近。相传西施去越都时,曾在这里下船洗手(也有人说是洗裙)。明朝万历年间开拓河道,屠家埭(浴美施闸附近的一个村庄)人     

朱熹哲学的“心统性情”说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体系的最重要的哲学内容。所谓心性论,只是简言之,就其结构而言,是心性情三要素组成的构架体系。在这一方面,朱熹的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体上看,在心性情三者的基本关系上、朱熹的主要观点是“心统性情”。据《近思录》及朱熹所说,“心统性情”一语首见于张载的语录。朱熹对此备加推崇,认为这是张载对理学的巨大贡献,在理学中只有程颐“性即理也”一语堪与相比:“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论李退溪的心学思想

差不多从刚刚形成的时候起,新儒学就出现了注重理和注重心的两种不同的倾向。二程兄弟就分別代表了这种情况。程颢(1032～1085)在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的同时,提出了“只心便是天,尽知便是性”的思想,更提倡学以识仁,而这个仁,便是早巳存在人心之中的“义、礼、智、信”等等,识得此仁只须反身体认,“更不可外求”(《二程遗书》卷二)。很明显,在这里心是比理更重要的。程颐虽然提到“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但重点还是落在理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论儒学的性质

关于儒学之性质 ,现代解家众说纷纭。或谓属于政治哲学 ,或谓属于管理哲学 ,或谓属于人生哲学 ,或谓属于道德哲学 ,或谓属于心学 ,或谓属于理学 ,不一而足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 ,儒学在孔子那里只是率性循理、老老实实的生活 ,只是克己复礼、改过自新的实践工夫。孔子所谓“学” ,与今人所谓“学”大异其趣。说他的学问是哲学、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都不对 ,但他的学问里面又确实包含这些学术的因素。深入探讨儒学的性质 ,对于反省现代学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道德危机备忘录

社会公德篇 社会公德,是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它是一个社会道德风尚好坏,一个阶级兴衰乃至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社会公德,道德之首推也。古人曰:“敬人者,人恒敬之”。朱熹则强调:“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尊敬他人则会得到他人持久的尊敬,一个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讲信用、守诺言、言必行、行必果。这既是社会公德的一般要求,也是一种传统美德。除此以外,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拥戴环境道德,见义勇为、不损人利己,同样为社会公德所注目,也同样是一种传统美德。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直解

谭嗣同被捕下狱,曾题诗于狱壁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谭浏阳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在《谭嗣同传》一文中他又指出。“(绝笔诗)盖念南海也。”何泽翰则以客观研究者的身份对谭诗作了细致的剖析,提出了“昆仑为两奴说”(其文见《社会科学战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朱熹的《方塘诗》考

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的《绘图千家诗注释》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再版的《千家诗》,其中所收南宋朱熹《观书有感》这首诗的全文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注释说:“半亩方塘,言其小也。”“‘谓’设为答词。”“‘源头’水有本源而长流不竭也。”清嘉庆丙子年(1816年)家塾藏板《注释千家诗》中收集的朱熹《观书有感》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本书的注释说:“半亩     

日本经济崛起的文化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 ,到 1 967年就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跃居第二位。战败国日本由一片废墟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富国家之一 ,其中的文化原因值得思考。一、日本重视“人心”养成、人格铸就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对日本重视“人心”养成有过描述。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外形”和“精神”两部分 ,他认为 ,“所谓外在的文明 ,是指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所谓“文明的精神”则是指“人心”。他把“人心”放在器物之先 ,主张首先变革“人心”。日本的明治维…     

“人情债”告示十条

本债务乃当今盛行于世之特殊债种。缘于本债名不幸被已出版发行的各种版本的《辞海》、《百科全书》漏编之故，为防以讹传讹，特将本“债”条规择选后公之于众，以正视听。一、本债务也谓“债”，但与公众意识中所理喻的“债”的涵义有别，切不可混同视之。其主要特征在于本债不受《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和《贷款通则》约束，迫遥法外。二、本债务发生手续简便，发放无须签约，偿还不必立据，更不存在所谓“经济担保”、“公证”、“责任人”之说，全凭天地良心，认则有，不认则无。社会各界，不论尊卑贵贱、男女老少，有无文化…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张载著作中的“虚”、“虚空”、“太虚”之辨

在张载著作中,“虚”、“虚空”、“太虚”在意义上有所区别,指的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随意替换。“太虚”是与“气”、“天”等同一个层次的存在者,而“虚”主要指气、天、人心等存在者的特定状态。     

最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评介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道：“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这一记载源于齐国史官。《左传》具体说明道：齐国相国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意思是：齐国史官太史秉笔直书，记录基本的事实：“崔杼杀了他的君王庄公。”     

论朱熹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封建时代影响很大。对朱熹的评价,学术界虽然存在着一些分歧的意见,但一般是把他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卫道者、腐朽的道学家、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者、客观唯心主义者。尤其是“四人帮”编造了“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谬论,朱熹就被戴上“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帽子,被“彻底地扫荡”了。其实,朱熹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竭力鼓吹封建主义的思想家,但并不是复古主义者,更不是什么“投降派”;在哲学上,虽然是一个主张“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因素的。因此,对朱熹还得重新评价。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些看法,就正于朱熹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