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启蒙——18世纪中国文学对法国影响的文化分析

18世纪中法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大多数论者本着发扬中华文明的善衷 ,试图通过比较来证明或揭示中国文学对于法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 ,以此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种“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对于处于启蒙时期的法国 ,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只是作为启蒙的“他性”工具来利用的。     

从“索菲娅”到“娜拉”再到自我发展的女性——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发展道路

作为女性发展运动的组织者,女子社团通过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提升了女性的自我性别意识和参与意识,并开始形成了女性的自我人格.同时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又推动了女子社团性质的变化.二者的互动最终实现了妇女阶层整体水平的提升.     

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论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石油权力结构的变迁——对“德黑兰协定”和“的黎波里协定”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石油危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它源于国际石油权力结构的急剧变革。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石油市场日趋紧张,产油国的地位日益改善,它们从石油公司获得越来越多的石油权力,其中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签订的德黑兰协定和的黎波里协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产油国能够针对西方国家使用减产、禁运和提价等石油武器的前提条件。     

“他者”与启蒙：－18世纪中国文学对法国影响的文化分析

18世纪中法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大多数论者本着发扬中华文明的善衷,试图通过比较来证明或揭示中国文学对于法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以此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种"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对于处于启蒙时期的法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只是作为启蒙的"他性"工具来利用的.     

科学·信仰·宗教替代——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信仰”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但对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却没有一种确认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因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亦可与宗教无关,在对超越界的信仰上,它独具中国民族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却常以权力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的交通,倾向于以权力形式来反复加强对某些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20世纪初叶呈现的"科学信仰",即是这一信仰传统在"赛先生"的刺激下新信仰的建构,并以科学建构信仰的模式,给此后中国社会以巨大影响,以至于出现了"替代宗教"的思潮。     

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纠缠——从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看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一个侧面

现代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矛盾纠缠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涵。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文化身份在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张扬和世界意识的开放两个层面上都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吸引力。20世纪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悖论以及选择和误解,集中体现了作为弱势民族文化体现的中国文学在其现代进程中的文化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对泰戈尔的接受,既体现了中印相似的现代性经验和文化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和文学关系中所累积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压力的某种释放。     

又一个30年：文学的膜拜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现象考察

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是我国文学的膜拜时代。一方面是全民对于文学的膜拜,另一方面是许多受到膜拜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当时,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是政治化了的。但是,那时的文学作品,却又超越了政治,带有比政治更为宽广的文化意义;那时的文学阅读,偏重了思想的吸收,但仍然具有欣赏的意味。文学的膜拜时代告诉我们：文学并不反对写阶级斗争,但要超越阶级斗争;文学并不与政治无关,但不能只与政治有关。从政治走向文化,这才是文学之道。而阅读和欣赏,既不能只在思想方面,但作品的思想也应该是阅读和欣赏的重要内容。     

对“意义世界”的一个考察——从现代西方哲学史的角度

我们习惯于用“实用”的眼光看待世界，然而世界的根底在于“意义”，若世界缺乏“意义”、“价值”，则势必蜕变为寂寞的物质“废墟”。事实上，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者均对“意义世界”进行追思、定位，然而二者均由于过度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最终走向极端。如何给世界定位，还人类一“意义”、“价值”之世界仍旧是哲学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任务。     

“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自己”:美国媒体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局势的解读

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本没有面临严重的外患,还收回了山东的主权,近代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断地得到修改和废除,也就是说国际局势出现了对中国非常有利的改变,这是中国走向富强难得的机遇。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国内政治仍然是一团混乱,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的内部。这种局面下的中国外交,在世界舞台上能有多大的活动余地,能够在外交的斗争中为保障中国利益做多少事情,都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这也是中国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的原因之一。本文依据五四运动以后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以及对中国局势的分析,来考察西方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认识,讨论美国媒体对中国内政的看法,对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以及它们对中国未来的预测和思考。这些媒体报道和新闻分析为我们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和珍贵的资料。     

中国民主同盟人权思想探析

中国民主同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立的爱国民主党派。它从产生之日起就以保障人权、实行宪政为己任,其人权思想最初萌芽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纲领中,随着统一建国同志会发展为民主政团同盟,以及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其人权思想也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国民主同盟认为,中国人权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因此,必须制定以人权为价值取向的宪法,并以宪法为基础重新建构国家机构,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国家以法律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关系述评

本文围绕着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中共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系统评述。文章认为,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对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与推广,以及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对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和对北伐的支援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我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有关人权限制性规定之比较

有关人权限制的问题,我国宪法不论是文本还是理念,都与国际人权公约存在差异,因而产生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我国宪法限权条款有待明确化、具体化,违宪审查制度有待建立。     

《巴黎原则》--中国国家人权机构改革之借鉴

国家人权保障机构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基石,联合国对各国人权机构的建设赋予极大的关注,并通过了<巴黎原则>,为各国建立本国人权机构提供了参考标准.中国国家人权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间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某些方面也不符合<巴黎原则>的标准.为使其能够适应未来人权工作发展的形势,在人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借鉴<巴黎原则>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