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刑法对人权保护的强化

我国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公民人权的保护,体现在强化对直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惩罚、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化对犯罪受害人的法律保护等方面,从而有效地从刑法方面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论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保护

本文针对当今世界上存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存在着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种族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是造成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主要根源,目前存在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贫富国家差距的日益扩大依然是危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障碍之一,根据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保护的类似和相重合之处,即国际刑法的一些重要法律文件同时又是国际对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国际刑法所规定的某些国际罪行同时也是侵犯国际社会所保护的人权,从人权的直接国际保护和人权的间接国际保护两方面阐明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关系。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论刑法中的人权

刑法以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使得其对人权之保障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运用刑法对人权予以保障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实践。[1](P53)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即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权利不被剥夺或限制;二是保障犯罪的人不被科处刑法之外的刑罚。     

论新刑法对一般公民人权的保护

我国新刑法在其总则和分则部分详尽地规定了罪与非罪的法律界线,将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危害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作为判断其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这充分反映了新刑法对一般公民人权保护的具体性和公正性。     

保护人权——刑法的终极目的

刑法目的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价值.刑法学界对刑法目的的理论分歧表明"刑法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对于刑法目的的正确阐明,只有站在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宪法基本价值的高度,只有从刑法的特殊性入手,只有依据宪法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才能具体而深入地得以揭示.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是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唯一目的.     

试论人权的刑法保障的若干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具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就刑法保障人权的性质而言,刑法规范本身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是消极性的,但也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就刑法保障人权的范围和内容而言,分别具有广泛性和特定性.刑法保障的人权是经过其他法律调整后所形成的法定权利,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就刑法保障人权的对象而言,刑法不仅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而且要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     

中国刑法文化的演进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确立

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刑法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有关人权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人权与法治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契合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的法治化运作的契合,而是存在着各自内在矛盾或悖论。当现代法治在传统秩序之治基础上凸显人权之治时,这种内在矛盾就伴随着强烈的人权诉求,越来越聚焦于法治的具体实践环节上,从而转为人权与法治之间的现实冲突。人权与法治的冲突十分需要把控其中权力这个强有力的中介,通过引入人权治理机制以实践的力量来处置、协调和化解。     

刑法主、客观主义与人权

刑法客观主义是理性人权发展的结果,其核心是罪刑法定,以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为己任,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形式正义,但却使定罪量刑问题趋于僵化。人权的人性化导致了刑法主观主义的产生,刑法主观主义倡导刑罚个别化,注重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个人,其实质在于提倡社会化的刑法制度,隐含的是一种实质正义,缺点在于引发了新的人权危机,可能使整个社会陷于恐怖。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使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走向相互借鉴与融合。     

刑法的人权蕴涵及民权刑法观的倡导

无论是人权的理论根基还是刑法（罚）的基础价值,都不可能脱离伦理性内涵予以构建,这决定了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刑法（罚）既要保障人权又要充分防卫社会的功能性追求,决定了伦理基础是人权和刑法价值共同的根本。     

论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等定罪量刑原则以及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例如,刑法宪法化的程度还不够完善,人权保障在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老百姓对刑法的认知还不够准确,死刑条款较多,等。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应当运用宪法保证刑法的实施,对刑法的理解应当进一步地升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建立一套和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保安处分制度等。     

中国人权派的法治思想探析

人权派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他们要求制定宪法,规定政府的权限,约束政府的行为,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独裁统治。但是企图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走上法治的轨道,无异与虎谋皮,是注定行不通的。     

创新社会治理语境下刑事法治理念的发展——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为背景

国家治理与刑法变革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刑法问题,二者处在一个良性互动当中。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对抗因素逐渐减少,国家服务职能增加,刑事法治领域对此也应该有所呼应,体现在刑法理念上,就是要更加促进有限刑法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理念的发展。     

人权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在不断完善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不断地健全刑法对人权的法制保障.本文就人权具体体现在我国刑法中的刑法的创制过程与人权保障、刑法的基本原则与人权、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与人权三个方面作一探析.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和谐之美的刑法底蕴——论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更新。安定有序以及公权与私权的良性互动是和谐社会的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与刑法所具有的社会保护及人权保障功能产生了交集。因此,和谐之美必然包含刑法底蕴。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一些传统的刑法观念与和谐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反思传统观念,树立新型观念,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