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小说创作,分别收入《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集子里。《故事新编》收集的八篇小说,都是历史题材,而且都是第三人称手法,短篇中没有涉及到“我”这个人物,兹不议。《呐喊》里有小说十四篇,《彷徨》里有短篇小说十一篇。在这总共二十五篇小说中,有十一篇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在作品里有“我”这个人物。这十一篇小说是:《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     

《醒世姻缘传》作者新探

《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世情小说中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现存的十几种版本都题为“西周生辑著”。“西周生”是谁?历来说法不一,主要说法有三种: 一种说法认为是蒲松龄。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杨复吉。《梦阑琐笔》载:“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蒋瑞藻在《小说枝谭》中引用了这一记载。胡适在1931年写的《<醒世姻缘传>考证》里又补充了新的论据。1984年齐鲁书社出版的《醒世姻缘传》,有徐北文先生写的《<醒世姻缘传>简论》。     

在群体的事业里得到新生——谈巴金小说《新生》的主人公李冷

李冷在《灭亡》和它的续篇《新生》中都出现过。不过,在《灭亡》里,他是作为杜大心的陪衬,以一个泛爱的和平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在《新生》里,李冷则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关于《新生》,作者曾说:“《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又说:“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谈<新     

把“左拉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结合起来——三论茅盾小说的典型提炼

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然后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①这里所说,只是写《蚀》时的情况。进入三十年代写《子夜》等作品时,茅盾实际上把“左拉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结合起来。就是说,他已经验了人生,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还不足以据此提炼《子夜》这样规模的大作品,为此又进一步去经验人生,作更充分的积累,然后进入创作过程。《子夜》就是这么产生的。     

“精神胜利法”与传统文化之关系

一在《阿Q正传》里,鲁迅一下笔就说自己要给阿Q作传“已经不至一两年了”。后来又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阿Q正传》发表后,鲁迅又几次对小说的写作意图及人们的评价发表过看法。考察一下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意见,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作品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对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型的作家,更应该注意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一般悦来,当作家把作品创造出来后,作品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它就成了离开作家这个母体的独特的存在物。就不完全受作家理性的支配了。作家的评价也就代替不了读者的美感体验和理性判断。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就可能与读者的体验和理解发生不一致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作家与读者间的不一致,其原因一方     

“愧怍”与“仰视”──读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杨绛的《老王》

鲁迅先生在1920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收在小说集《呐喊》中，它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的，但却是非常有影响，教人深思的作品，也是极能反映鲁迅先生人格力量的作品。七十多年来人们从中不断受着教育，它是一旦读过之后使人终生不能忘情的那种作品。《一件小事》用难以再短的文字，写了一件也真不算大的事情：在一个刮着北风的冬晨，“我”乘坐的一辆人力车的车夫在无意间兜倒一位衣衫破烂，花白头发的老妇人之后，抛开车上的“我”去主动照看她，而“我”怎样从无动于衷到心灵受到震撼的故事。杨绿女士在1984年写过一篇“忆…     

论柳青早期短篇小说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数量不多,只出过一本集子,名叫《地雷》,共收了八篇作品。柳青在《地雷》“后记” 中写道:“八年抗战中,我前期曾到过前方部队的营连里工作过,‘百团大战’(一九四○)时回到后方,‘文艺座谈会’(一九四二)以后,又跑到乡政权里去了,其间认真的坐在屋子里工作的时间才一年多。上面的八篇小说,除了首尾两篇之外,都是这时写的。我写的不多,写好的更少,自己愿意集起来的便只有这点东西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远不止于这八篇,但他只愿集起“这点东西”,足见柳     

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比较论

文学史上有些现象乍看十分偶然,仔细考察却又包含了充分的必然。鲁迅在创作了不少出色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突然开始写作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是一九二二年发生的事,他写的作品是《补天》(原名《不周山》);接着在一九二六年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之后,在离开北京到厦门时,又创作了《奔月》和《铸剑》(原名《眉间尺》)。然后一停八、九个年头,又重新提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集中写了《非攻》、《理水》、《采薇》、《山关》、《起死》等五篇,和原先写就的三篇共八篇合成一集,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以《故事新编》为集名出版。     

神话性文本的精神内核--论张爱玲小说《心经》兼及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

《心经》是张爱玲笔下一篇独特而深刻的作品。小说不是在表述道德伦理层面的冲突与批判,而是从哲学范畴揭示了悲剧的本质性内核。许氏父女的相恋是一场乱伦性质的悲剧,悲剧的根源不仅在人性,更在神谕。这双重因素,使得悲剧具有了绝对性和永恒性,赋予其以西方古典神话色彩,作品也因此而走向形而上,成为西哲所说的“以其形象创作揭示出潜隐的实在”的“伟大的艺术”。     

刘庆邦小说《家道》的叙事特征

《家道》这篇中篇小说涵盖了“证美小说”和“审丑小说”题材上的特征,既有对美好人性的展示与赞美,又有对人性丑恶的揭露与批判。《家道》中的“我”实际上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正在经历当下事件时的“我”的眼光,也是“我”追忆岳父往事的眼光,一种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元叙述的格调既生成了小说的内在节奏,又呼应着作品的整体结构,而且强化了小说的价值取向。     

鲁迅和他的影子——读《孤独者》

<正>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鲁迅《孤独者》写毕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是《彷徨》里篇幅最长的小说。它以送殓开始,又以送殓告终。主人公魏连殳强烈的生存欲望与有意识的死亡动机对立而并存。小说通过“我”,目击了整个过程并做了见证。小说不单纯是“我”的自叙,它夹着魏连殳的自叙和独白,两个层次的自叙互相阐明。这不仅是为     

鲁迅是展示风俗,透现“深层结构”的典范

近些年来希望寻找、探求、创作“民俗”或“风俗”小说的人多起来了,以至于要形成一种潮流。邓友梅说:“从《话说陶然亭》开始,我试探着写‘民俗小说’……我计划写一组中篇和短篇,分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则是一幅长卷风俗画。”冯骥才说:“为了制造这小说的可信性,我还有意兑进了历史风俗的溶液,把风土人情,历史习俗,民间传说全渗杂进去。”郑义说:“美!在生活中。我沉得越深,便越不信任某些文人在作品中展示的历史与生活。而开始到民间传说和民歌中去发掘。”     

邓友梅与陆文夫的市井小说

<正> 邓友梅与陆文夫都是在市井小说方面独树一帜的当代著名作家。从1979年开始,邓友梅把精力都放在了市井小说方面,尝试创作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他曾说:“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话说陶然亭》问世后,文坛震惊。紧接着,《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铁笼山〉一曲谢知音》、《烟壶》、《那五》等联袂而来。这一组独特的、充满耐人咀嚼的北京风味的市井小说,与作者的其他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形成了邓友梅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陆文夫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把苏州作为表现的艺术对象,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被誉为“小巷文学”或“苏州文学”。特别是《美食家》这部中篇,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市井小说的佳作,也是陆文夫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高峰。它与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等作品,     

挖掘现实和灵魂的深度──读长篇小说《末代土司》

贵州著名彝族作家苏晓星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结构恢宏,气度不凡,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力作。这部作品把20世纪的彝族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为彝族文学的新崛起标志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小说并不似某些冠以“末代”的文艺作品,去展示一个王朝或一个阶级的段落。苏晓星不会落入这个俗套,虽然题材使他不得不将小说题名《末代土司》。他是以独特的艺术构思,独具慧眼的艺术视角写一个“末代土司”的奋斗,写他的改革,写他的新生,写他的坎坷命运和复杂艰难的人生历程。虽然早在清代康熙年间,贵州的彝区已经改土归流,…     

试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全面地反映了漫漫封建长夜最黑暗时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人们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尤其是作者吴敬梓把笔对准了当时的儒林阶层,写出了种种世相,严厉地指出了他们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的醒目现实。虽然小说中也写了借以代表作者正面理想的人、事,但《儒林外史》的价值并不在此,而恰恰是作者对封建社会不合理事物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虽说“讽刺小说”这一名称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作品的内容,但,正如对丑恶事物的批判是作品思想内容上的主要成就一样,杰出的讽刺艺术也正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作品的成功,是与这一突出成就紧密联系在     

《型世言》：话本小说的又一重大发现

《型世言》：话本小说的又一重大发现张兵一年前，我为《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写过《话本小说史话》、《凌初与“两拍”》、《文康和儿女英雄传）》等三本小书，当时，曾对有关历史典籍中著录的“《幻影》又名《型世奇观》”一语以及被人称为“两拍”续书的《幻影》、（或称...     

重评小说《生命》

李敬信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写的短篇小说《生命》,是一篇比较早的反映和歌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好作品。但是,万恶的“四人邦”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把这篇小说看作眼中丁、肉中刺,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间,对它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他们蛮横地给《生命》扣上了“歪曲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硬说作品对崔得利这样的阶级敌人的揭露和批判是“丑化革命造反派“,对老铁头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描写和歌颂是“美化资产阶级反革命派”。     

从目的论看萧译《尤利西斯》中的创造性叛逆

《尤利西斯》是英国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因晦涩难懂而被称作“天书”。乔伊斯曾在苏黎世一家咖啡馆里对人说，“我在这本《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萧乾2005：15）。     

鲁迅小说人物的性格四维结构

一 1929年七月鲁迅为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了《小引》,指出小说描写主角“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又说:“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     

论《一件小事》——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鲁迅的《一件小事》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说,它发表以后曾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在一九二四年《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呐喊>的评论》的文章,它的作者认为《一件小事》这篇作品是“不能说是小说的,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以后,在三十年代,又有人把《一件小事》列为鲁迅小说中“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作品。他们对《一件小事》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茅盾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