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宗羲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伦理学分析

在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反映新型市民阶层要求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政治伦理主张.他以人性自私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非为君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等方面对政治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精要,以为国为民的“经世应务”精神为根本出又发点,提出了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政治伦理主张,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观;臣“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立“天下之法”与“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德法关系观。     

从吏胥制度看清代社会对新政治形态的诉求

吏胥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形态中重要的行政载体,有官必有吏。从清人对吏胥之制的表达层面看,已经认识到官与吏不可分离,并对吏胥之弊深恶痛绝,却无以自解。从其实践层面及所折射的思想层面看,则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存在着对专业行政人员的极大需求,透露了辨别政治与行政、政务人员与事务人员的要求,以及给予专业人员以法定地位和职权的诉求,也宣示了选举制度的危机及走出传统的要求。     

从"安治天下"到"万民忧乐"——论黄宗羲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时期,经过先秦、秦汉唐宋的发展,至明末清初时期发展到极限。但在明清以前,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治天下",而并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黄宗羲对天下和君主做了区分,以"万民忧乐"作为评判天下治乱的标准,并从这一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宋代后妃参政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洽天下"

后妃参与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有宋一代不闻外戚把权,更未因此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相反,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突出。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基本成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解析宋代后妃与政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论社会分层的政治二重性

一般认为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分层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但是这并不能排除社会分层在政治上的负功能,社会分层在政治上具有二重性。本文对社会分层的政治二重性的涵义、内容、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并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对社会分层所产生的负功能提出了应对措施。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的平等观。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戏”说革命:“反历史主义”戏改倾向及其文艺阐释系统再考察

“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对于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变革政治文化体制、建构人民主体形象等具有标志性和寓言式的历史蕴涵.在有关“反历史主义”的戏改倾向及其大讨论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本身所含的诸多要求之间彼此牵掣而产生的种种张力与制约,即通过政策实践、文艺批评、讨论乃至批判等文化生产机制来发挥其内部新陈代谢的自我调控功能.这也就是主导着旧剧改造及其文艺阐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威力与限度之所在.     

新时代青年“坚持胸怀天下”的道德视域

“坚持胸怀天下”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是立足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以百姓心为心”的道德情怀，做到尊重群众、学习群众、服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要克服脱离群众、藐视群众、危害群众的极端做法。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听党指挥”的道德自觉，学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克服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毛病，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敏锐力、政治执行力。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宠辱不惊”的道德定力，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看待问题，坚持用大局观、系统观、整体观看待事物发展，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机械实践主义与未来空想主义。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秉持“不负韶华”的道德理念，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深刻洞悉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实践生活中确立“不负韶华”的信念，避免只有思想而没有行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只沉迷于实际而缺乏社会意识凝练的机械唯物主义。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和而不同”的道德视野，既需承认他者、学习对方，也要摈弃盲目自信的狂妄自大与迷失自我的彻底盲从，在“和而不同...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蒙古源流》著者思想剖析

《蒙古源流》一书,是萨岗斯钦先生(即清译萨囊彻辰)“思想寄托的史学专著”。时在明末清初,蒙古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北元国灭,后金国兴。著者身历了当时蒙古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和满蒙两族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三重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这一历史过程。蒙古史学家金峰教授著《喇嘛教与蒙古封硅政治》一文和乌兰察夫著《萨囊彻辰思想简论》,业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著者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揭示清     

西周政治伦理思想源起研究

继夏、商两代建立的西周王朝,在政治与文化方面都有超越性的发展。周初统治者所推行的蕴涵伦理道德精神的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为在总结夏、商两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周人为政之精髓＂,也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而＂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这一历史定位则凸显了西周政治与伦理的有机契合,为研究西周政治思想及西周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点睛线索。明晰西周政治伦理思想的源起,既找出了其内在本质,也为挖掘其实质特征、原型意义及其现实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方景观书写与文脉建构——以《元和唯亭志》为中心

地方文脉蕴含于地方标识性文化景观之中,景观书写与文脉建构多见录于方志等地方文献。唯亭曾因“潮过夷亭出状元”谶语而闻名,在明末清初成镇以后,地方文士即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借用邻邑的文化要素,命名、创作了“唯亭八景”,以此打造唯亭人文丰厚的文化大镇形象。建造阜民霖雨桥并得到督抚两院题名,则显示了唯亭人善于利用政治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本地的文化资源。这些标志性文化景观,发明并继承了地方传统,共构并续写了地方文脉。     

黄宗羲教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明末清初,黄宗羲面临国破族亡的社会现实,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弊端,扬弃先儒的思想,结合时代特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化思想,而追溯其教化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是“理气合一”的本体论依据,“心性合一”的人性论依据,“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社会政治思想基础.     

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历史原因

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不仅有其经济根源,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政治历史状况所决定的。因此,本文着重从中国的政治历史状况来探讨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问题。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同世界上别的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发展极其缓慢。究其原因,须将中国的社会历史作一具体分析。 鸦片战争前封建专制政权束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其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     

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 :“都邑者 ,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因而它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权力推行的地区。古代中国人在都城应建立在什么地区的问题上 ,自始即有一种“王者必即土中”的观念 ,即都城应该建立在天下之中心的观念。都城为何必须建立在天下之中心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解释说 :“天始废始施 ,地必待中 ,是以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本 ,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京师》亦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 ?所以均教道…     

手机使用的负社会功能辨析——简析手机对人的反控制

本文集中分析手机使用中的负社会功能问题.本文认为,手机具有作为单纯的通讯工具的"第一身份"和作为承栽社会功能即人际交往的社会工具的"第二身份".而这"第二身份"的存在使手机的使用社会化和复杂化了.其结果,一方面它使手机使用者获得了一些促进社会交往的正社会功能,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手机的使用者获得了一些负社会功能.这些负社会功能的存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很大,形成了对手机使用者的"反控制"或人际关系的破坏.本文还指出,手机使用的负社会功能的存在原因主要是手机使用本身具有的私秘性、易侵入性和即时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