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

1980—2000年间,瑞典政府为适应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克服中性-平等政策的不足,对性别平等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改革,性别平等政策目标由关注家庭中的性别中立转向关注两性的权利与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关注家庭内部与劳动力市场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由关注女性的地位转向关注男性的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本质表现为从关注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转向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利益。性别平等主流化开启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新视角,使各政策领域纳入了性别平等的向度,并进一步拓展了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使性别平等延展到社会的各项政策中去。瑞典政党虽更迭频繁,但性别平等政策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并使性别平等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瑞典这一时期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为世界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制定与发展提供了经典案例。     

反就业歧视法的平等价值及其实现

平等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可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以及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平等的发展呈现出权利化、积极化以及私法化的趋势。在就业领域,平等具体化为就业平等权,其与歧视相对,然而,反就业歧视并非是反对差别,而歧视与合理差别的区别在于是否违背平等价值。从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立法及实践来看,平等价值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就业机会平等、劳动报酬平等、性别平等以及健康平等。     

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我国妇女法的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是旨在实现性别公正而识别性别不平等的理论和法律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妇女法,我国妇女法仍存在明显的性别盲点,主要表现为:妇女法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不衔接;法律语言以男性为参照;在两性权利冲突时法益权衡的非正义性;规则缺乏或与原则相冲突使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虚化。为实现妇女法的性别公正的立法目的,必须完善妇女法,使妇女法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相应的措施有:在妇女法法律体系中明确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完善妇女法的立法技术;弥补法律规则的缺失;探索男女平等原则的司法适用的可能性。     

人口老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

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养老问题.关于养老特别是由谁来承担养老责任的的问题,世界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福利国家的形成,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在养老上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我国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养老模式一直是以家庭为主导.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养老能力的下降,老年群体问题特别是贫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空巢"家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等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因而越来越需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统筹解决相关的问题.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务——对广东省女性服务项目的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女性服务,是否促进了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回顾了女性服务在价值取向、需求分析、介入手法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并以妇女为本、女性的三重角色、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外化问题、互助小组、集体方式、男性参与和女性参与等八项标准来考察77个女性服务项目,以理论的透镜对我国女性服务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和反思,探索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务的广东经验.研究发现,女性服务的项目设计普遍缺乏社会性别理念,项目给女性带来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女性服务的使命就在于实现性别平等从而真正改善女性福祉,而女性服务设计的核心在于社会性别理念,这正是对社会工作者性别敏感度的考验.要让服务真正有利于女性,必须培养社会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并建立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资助和评估机制.     

“好父亲”的社会建构——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结果显示：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好父亲”的社会建构表现为父亲身份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由于缺乏结构层面的角色模范,行动者层面的父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好父亲”的展现严重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上述发现有助于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类型化与规则设计——以违反防止进入高度危险区域义务侵权责任为视角

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侵权责任构成规则与被侵权人过错抗辩事由规则应该被区分。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仅适用于动物园设置了隔离措施的情形,在事实层面分为被侵权人是在隔离区之外还是之内被动物侵害两类,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参观者在动物园隔离区之外被动物侵害的情形,动物园应当承担未尽管理职责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动物园尽到管理职责是类似监护人责任的法定减责事由,以体现其公益性和开放性。参观者在动物园隔离区之内被动物侵害的情形,动物园应当承担未尽防止进入隔离区义务侵权责任,是一种违反防止进入高度危险区域义务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工会与企业社会责任互动机制的构建

面对劳资关系紧张和劳资矛盾上升的状况,在中国自上而下兴起了通过强化工会职能、推进工会维权实践的运动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运动,这两种运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能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而企业社会责任的缘起、核心内容和行为标准是维护劳工的基本权益,两者的实施主体一为工会,一为企业,实施主体虽然不同,但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给工会维权角色回归带来契机；而工会维权角色回归也会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把工会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的互动机制,以便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这种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性互动、冲突性互动、制约性互动和沟通性互动四种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互动,使劳动者的权益不断得到维护和实现.     

On the inference rules in legal logic

推论规则是逻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法律逻辑是一门应用逻辑,但它并不是形式逻辑的推论规则在法律领域中的简单运用,而是形式逻辑的推论规则加上法律领域中的特殊推论规则的结果。因此,法律逻辑中的推论规则与形式逻辑中的推论规则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其共性表现为形式逻辑的基本推论规则是构成法律逻辑中的推论规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个性表现为法律逻辑中有着与形式逻辑中的推论规则所不具有的特殊推论规则——证明责任规则。     

中国女性初育后的长期就业轨迹 基于序列分析的探索

女性初次生育后就业状态的转变是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机制。以往研究大多将就业视为静态单一性事件,缺乏基于生命历程的长期动态视角。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生命史数据,采用序列分析技术,刻画出中国出生于1940—1978年的非农职业女性在初育前后共计21年的六类典型就业轨迹,女性的就业时期涵盖了建国初期、市场转型初期和转型成熟期三个重要的劳动力市场转型节点。结合社会变迁,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女性就业轨迹的世代转变和影响女性就业因素的变迁。结果显示,随着世代变迁,中国女性就业轨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明显增加,人力资本、制度庇护与照料责任的保护作用则显著削弱。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学界对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认知。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

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一项沉重负担。彩礼的多寡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的强弱有关系。在父代强责任的地方,子女婚姻是父母的事情,他们在传统通婚圈内为子女找对象,从而强化了对本地婚的偏好,使婚姻的本地市场和全国市场并存。在"性别挤压"和本地女孩外流的双重作用下,婚姻的本地市场竞争激烈,男方家庭只有不断抬高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吸引女孩,女方则会竞相索要高额彩礼,从而共同推高了当地的婚姻成本。在父代弱责任的地方,结婚是子代自己的事情,他们一般在打工地找外地对象,从而打破了本地通婚圈,婚姻的本地市场被纳入全国市场。全国市场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大,女方只能在全国平均价格上要价,因而要不起高价,也就较少出现"天价彩礼"现象。     

残疾人平等就业保障新思路:制定反残疾人歧视法

为促进残疾人平等就业,我国已制定一系列保障残疾人就业平等的政策,但是,目前残疾人就业歧视问题仍十分突出。建议对残疾人歧视实行专门立法。立法过程中应处理好机会均等与合理差别、本土化与国际化、现实性与预见性几种关系,着重规制与完善残疾人就业歧视行为认定、责任制度及权利补救等三方面内容。     

城市在职青年的教育回报——基于性别与独生子女身份的分析

有关收入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现有文献过分关注市场转型,忽视了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收入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2004年青年发展状况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非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表现突出,女性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与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和教育获得紧密相关。     

论产品质量法上的瑕疵给付责任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在性质上应为瑕疵给付责任,属于债务不履行的一种表现形态;瑕疵给付责任的效力在我国立法上表现为补正措施、合同解除(退货)和损害赔偿,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相比,缺少价金减额请求权的规定,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基于交易便捷的考虑,在瑕疵给付责任的实现上应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权利主体不应局限于真正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义务主体以销售者为主导,承担一种较为严格的责任,生产者则承担类似于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     

论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体系重构--以美国产品责任法为视角

产品责任制度是侵权法的基本制度之一，是侵权法中最具经济意义的法律制度。作为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是产品责任立法价值选择和利益均衡的集中体现。然而，立法迟滞和理论分歧的双重困境导致此类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巨大的争议。以《侵权法重述》为主要法源的美国产品责任法，是世界上最为先进和完备的产品责任立法，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影响巨大。以判例法为视角回溯美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以哲学的视角审视其内在价值，在此基础上，以产品缺陷为切入点重构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体系是解决此问题理论争议和法律适用难点的最优选择。     

何以为家：分而不散的农民家庭

本文以云南省弥村四个农民家庭为例,分析了农民家庭“分而不散”的现象,进而回应“何以为家”的问题,在经验层面对家庭结构固定化的划分和家庭边界进行反思和拓展。研究发现,变化万千的家庭形态只是顺应社会变迁的方式,即当下的家庭形态是“权宜之计”。一旦农民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家庭内部情境或外部条件的突变迫使具有责任的家庭成员在个人生活与经济功能的维度上妥协与改变,矛盾解决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与家庭关系重新调试以达至新的平衡的过程。本文认为,家庭纵向主轴结构的存续和兴旺始终是目的,构成每个家庭成员最为根本的行动逻辑,这是将农民家庭凝聚在一起而“不散”的力量;而在当前城乡关系下,分散的家庭形态是农民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家庭的核心意涵驱动了家庭形态上的分散,而家庭责任伦理跨越空间对分散在各地的家庭成员产生约束性力量。     

父母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性别化的育儿分担是当代家庭儿童照料中的突出现象。为了理解父母育儿中性别隔离的成因以及家庭间不平等的异质性,逐渐形成了四个维度的解释路径,即以工作结构为核心的时间论、以收入和教育为核心的资源论、以育儿观和性别观为代表的观念论,以及新兴的以工作-家庭冲突为代表的情感论,还嵌入了福利政策等宏观背景。这些不断丰富、互为补充的路径之间富有张力,可归结为结构和能动两大取向;但它们也存在共同关切,性别化的照料分担是结果、过程和意义的集合。中国研究需将解释路径置于本土制度框架、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下考察比较,未来研究的突破口是不平等的测量、照料类型和质量以及照料者的主体性。     

跨性别就业第一案:“胜诉不是终点”

正在判决书中,法官做出了开创性的表述,"不应当因个人的性别认知和性别表达,使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受到差别对待。"2月4日,中国大陆首宗"跨性别人士就业歧视案"终审宣判。原告C以就业性别歧视的名义起诉贵阳慈铭健康体检中心,要求慈铭赔偿2000元精神抚慰金并且公开赔理道歉。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认定慈铭公司侵犯原告平等就业权,赔偿C双倍应得精神抚慰金。但对原告对慈铭跨性别身份     

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比较了20世纪末中美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后发现,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并不表现为平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观念模式的不同,中国社会的分工平等意识强于美国,但权利平等意识弱于美国。本文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对人们的性别平等观念有重要影响。中美性别平等观念模式的差异与两国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共识框架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二者在动员机制上的差异及其对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在美国能够影响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微观机制在中国却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借助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性别平等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而美国女权运动的动员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人们因此有较多的选择空间。